顾洛阜藏宋郭熙《树色平远图》

本来，在美国人顾洛阜(Crawford)看来，在美国谈中国古书画尤其是书法收藏，实在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

二战胜利于1945年，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顾洛阜的出身与东方、与中国并无什么瓜葛。从父亲一辈由爱尔兰移民，到他自己在企业中由职员升为一家打油机器公司总经理，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其后初入收藏界，初无定项，从英国画家、英文善本古籍开始，到中国杂件如陶瓷、青铜器、水晶、玉佩、文房杂项，皆不成规模。十年之后，开始涉足中国书画收藏。

准确把握“笔墨”基点

介入中国书画收藏

学者狄龙曾有记载：“顾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近结束时开始收藏中国美术。先收十七十八世纪陶瓷，然后古玉、雕塑、鎏金铜器，青铜礼器。1955年8月的一个下午，他的熟人日本古董商濑尾梅雄请他到铺子里看刚刚送到的中国书画卷轴，这一看，竟改变了顾氏一生，而且也决然地改变了美国研究中国古美术的局面。

这样的评价和定位，让我们大为惊讶。当时顾洛阜其实还名不见经传，要谈到改变历史，若不是具有敏锐的眼光和长久的睿智，恐怕难出此论。但在美国的中国古书画收藏界却早已有专家作如此定性，足以见证顾洛阜的专业地位与威望。而据史料记载，8月的这一个下午，他从濑尾梅雄手中买下了三件名迹：1、传宋高克明《溪山雪霁图》，2、传五代《别院春山图》，3、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后来又收得最啧啧为人称道的黄庭坚《廉颇蔺相如传》狂草长卷和米芾《吴江舟中诗》卷。据顾氏自言，他一见此书法之迹，即有感应。这与他曾收藏英文写本中的善本，对线条的纵肆和墨色丰赡有先天的敏感有密切关系。

如上述，与当时其他收藏家相比，顾洛阜的最大特点，是他不仅仅重视丹青画作的画面物态与形式乃至色彩，还在于能准确把握“笔墨”这一作为欧美人很难理解的基点。因此不仅收藏中国古画，还大量收购古代书法。在当时一般美国的大学、美术馆专家教授完全不懂书法，故而他的远见卓识，使他能够迅速脱颖而出，从而与当时的收藏家明显拉开了距离。“书法”，成为他独占鳌头的一个最重要的聚焦点。他曾在1976年于纽约摩根图书馆举办“中国书画藏品展”，影响巨大，而在此次展览目录上，特别提到：“收藏中国双生之书画美术，是完全理所当然的。因为(书画)两者都使用一样的工具、材料(墨、砚、纸或绢、笔)，而主要基于用笔。两者皆是中国文化的心与灵——而该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而持续不衰的;两者(书法与绘画)皆能表现中国文化之精华。”

强调书与画皆以笔墨居于核心，这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与收藏界而言，是十分无与伦比的珍贵见识。而予他以这样的见识的，则是他身边有一位为他掌眼的久居美国的日本侨民濑尾梅雄。顾洛阜的书法收藏有此规模，特别是有书史剧迹北宋黄庭坚大草《廉颇蔺相如传》卷，还有米芾《吴江舟中诗》卷;又有明代文征明《诗页》、清代朱耷《致方士琯十札》册(后皆捐于大都会博物馆)，这样的慧眼与胆魄，当然必有濑尾梅雄的功劳。只是后来顾洛阜经验渐渐丰富，有时单独与他人交易书画，不再事事依赖濑尾梅雄。濑尾一怒之下而与之绝交，可谓未得善始善终，惜哉!

不懂汉字的美国人

完成了顶级的“中国书法收藏”

美国的中国美术收藏，向来是以绘画为主，由人物画而伸延向山水画花鸟画，再转向西方“美术”习惯的视点如建筑、雕塑、石刻等古物，而对于书法，一则不识汉字，二则不懂汉文化;这些都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无法逾越的难关。故而过去西方人的中国收藏，重绘画雕刻建筑而无视书法，实为常态。顾洛阜以前，人人皆持此想;而自顾洛阜开始，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书法收藏”——这是一个不识汉字、不懂汉文化的美国人的顶级的“中国书法收藏”。

1981年，顾洛阜把自己藏品中的著名剧迹捐赠与转让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其中捐赠有北宋郭熙《树色平远图》卷，转让有宋徽宗《竹禽图》卷。更于1984年捐赠有米芾《吴江舟中诗》草书长卷。据当时的《纽约时报》发表专文，援引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蒙地伯乐(Montebello)之论：“这是西方第一家博物馆，能将中国的书法与绘画平分秋色地好好表现出来。”须知在当时，西方尤其是美国，收藏中国绘画已成大项，而书法正乏人问津。书画之间轻重失衡，畸形欹脉，甚见于此。故蒙地伯乐馆长对顾洛阜的特殊评价，揭示出了一个在美国与西方收藏史上而言堪称转捩点的重要事实。

顾洛阜的收藏，还有一些事实有待澄清。比如许多人认为顾氏收购的中国早期书画，多出于张大千“大风堂”。但这方面的流传，恐怕未可一概论之。一则张大千1954年定居巴西，置产建园，需要钱款，于是出售藏品，迅速引起美国博物馆和收藏家同行的关注。但张大千以造假闻名于世，所以许多博物馆遇到大宗收藏交易无不出手谨慎、怕惹争议甚至闹丑闻。顾洛阜收藏中的几件顶级藏品，都没有“大风堂”藏印题跋，应该不是出自张大千旧藏。又有一位王徵王文伯，是香港藏家，曾亲携最著名的《溪山雪霁图》《别院春山图》赴美国，与顾洛阜面议成交。当时是否有瀬尾梅雄在场，尚未可知。但关于王文伯(徵)，多与抗战时溥仪赴满洲国携去故宫所藏古书画、后来被称为“东北货”的交易活动有关。王氏行踪亦屡见于鉴定大家杨仁恺先生的《国宝沉浮录》，但只凭只言片语的记载，还缺乏足够的系统史料支撑，难以整合成一个清晰的叙事脉络。

记得几年前，我曾带博士生做过两个博硕士学位论文课题。一是关于“近代西方的中国书法接受史”，是博士论文;又一是“王季迁在美国的中国书画收藏研究”，硕士论文，后来都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但我当时的印象中，当时这两篇论文，对当时美国和西方的博物馆中国书画收藏的调查着力甚多，而对于当时的动态随机交易和流传状况之文献与事实，却限于客观条件呈现出用心不够的态势。回过头来看美国人顾洛阜的收藏，濑尾梅雄、张大千、王文伯，当然还有前一阵子时髦话题中的卢芹斋，这些交易的中介角色，其实背后都藏着大量的故事。作为一种完美的学术研究，不但顾洛阜不可忽视，这些中介人物，也同样不可忽视。

学海无涯，信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