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以解密“黎家山水”形成历程的展览：“咫尺写江山——黎雄才手卷研究展”近日在岭南画派纪念馆揭开了序幕，将持续展至10月15日。本次展览是继2010年的“百年雄才”大展以后，又一深入探讨黎雄才在时代变迁中如何传承、拓展岭南画派艺术，如何以中国画的笔墨形态表现新的社会风貌和建设成就的学术性大展，也是入选“文化部2017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的展览。

摒弃长卷形式 大量写生稿亮相

黎雄才(1910-2001)是岭南画派最为杰出的代表性画家之一，也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历程中极具研究意义的重要画家。1926年他拜高剑父为师，第二年入春睡画院深造，1932年赴东京日本美术学校研习日本绘画。回国后长期在广东从事美术教育工作。

他擅长画巨幅山水，气势浑厚，自具风貌，被誉为“黎家山水”。岭南画派纪念馆在开展“百年雄才”课题梳理基础研究资料时发现，黎雄才的创作大都建立在“写生”的基础上。而纪念馆不仅收藏了黎雄才的大量写生作品，也收藏了非常有代表性的手卷作品。这些作品虽“高不盈尺”，却“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分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不仅记录了他的万里写生足迹，更彰显了其践行岭南画派的革新精神，用中国画的绘画语言、表现技法反映新时代面貌的艺术历程。

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为了躲避战火，黎雄才一路西行，长时间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进行写生，做了大量人物动态与情景的练习。当时，他的写生手卷，就已摒弃了自元明以来在秀丽的江南山水中形成的一波三折、峰回路转的散点透视式长卷形式，而以一种宏大的视野将西北无边无际的空旷统率于同一空间之中。

到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也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生产建设——兴修水利、架筑桥梁、建设水电站等。黎雄才怀着对新中国建设的热情，深入到三门峡等工地进行写生，创作了大量关于修筑堤坝、机械化采石等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其间，更诞生了被誉为“防汛史诗”的巨作《武汉防汛图卷》。

1954年夏，长江中下游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当时，在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广州美院的前身)任教的黎雄才和其他师生，与当地军民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洪抢险斗争中，并用画笔记录下了这场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壮举。

白天，黎雄才怀揣着几个馒头，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泥泞的防汛堤坝上写生，抓取了大量生动感人的瞬间;晚上，他又不知疲倦地整理写生素材。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推敲、不断修改，才完成了史诗般的《武汉防汛图卷》长卷。这幅作品在1956年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会上现身以后，随即引起了美术界极大的关注，成为当年新国画创作的重要范例。本次展览，大量当年的写生稿得以呈现。

《珠江长卷》跨越时空 咫尺概括万里之遥

很多人都知道，黎雄才喜欢画松，在他的写生手稿和作品中，松树题材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几乎可以说是“无松不成画”，因此他还获得了一个雅号叫做“黎松才”。早年，黎雄才赴日留学，就进行了大量的松树速写，此后的数十年艺术生涯中他足迹遍及祖国名川大山，积累了数以千计的写生画稿。这次展览中，呈现的既有他写松的精细制作，也有《万松图卷》这样挥洒自如、虚实相生的灵性之作。

除此之外，黎雄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黄山、桂林写生的佳作，也在本次展览中精彩亮相。

而对于广州的观众来说，不能错过的，还有黎雄才晚年的扛鼎力作——《珠江长卷》。早在上世纪80年代黎雄才就曾想将“二江一河”描绘入画，并到云南、贵州等地写生，后来因为年事已高，最后只画了珠江。

这件《珠江长卷》总长6350厘米，分为6卷，每卷长度不一，各卷首尾所绘景物也不连贯，一来由于创作时间长，二来说明黎雄才并不拘泥于“对号入座”般的实景还原，选取能代表珠水流经地的人文地理特点的景观入画。比如卷中有一处画面表现散落在江边的桅杆、绳索还有船只，这都是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时用过的。顿时，咫尺之间概括的不仅是万里之遥，而且跨越了时空，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全卷笔墨潇洒酣畅，出神入化，令观者心潮澎湃。

对话岭南画派纪念馆学术总监韦承红

写生结合社会

让他笔墨自如

跟随时代变化

广州日报：虽然知道黎老很勤奋，但看到了这么多的速写本还是很震撼，有没有计算过他的速写本大概是多少?

韦承红：太多了，没计算过。他这一生的画作多不胜数，他家里人恐怕也不清楚他到底画过多少。我以前听黎师母说，除了有一段时间不被允许画画，他每天都画，走到哪里都画，甚至坐在车上也画。他速写本就更多了，这次展出的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广州日报：岭南画派一直都倡导写生，通过本次展览能看出黎雄才的写生有什么样特别之处呢?

韦承红：从早年跟随高剑父先生学画开始，黎雄才就一直很重视写生。在“万松图卷”部分可以看出来，当年他赴日留学期间，就到各地神社进行大量的松树速写。他对松树的兴趣，应该是始于当时。他还做了很多其他的花卉写生，但这些都不是和现实、社会相关联的写生。

直到上世纪40年代，他在西北写生，在与社会相关联上迈出了很大一步，跟之前的写生意义大不相同，这为他后来创作出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山水画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世纪50年代初，对于如何改造中国画，对于能不能用山水画来表现当代生活，曾有过很激烈的争论。当时许多画家即使想表现也力不从心，因为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曾有过和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训练。而黎老不同，他的西北写生已经为他打下了扎实的笔墨功底。从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40年代他在西北游历的那些年，全部都是用毛笔进行速写的，无论人物形象、风土人情还是地貌地形，他都用很精炼的笔墨语言表现出来了。所以，新的时代到来，他很快就驾轻就熟地用山水画的形式画出火热的时代图卷。作为一个山水画家，他的《武汉防汛图卷》上，点染的人物形象之所以能够那么精彩到位，我想跟他此前走进西南西北的写生历程是密不可分的。

广州日报：黎老的创作是在积累了大量写生的基础上完成的，譬如这次展出了他创作《武汉防汛图卷》时积累的大量素材，在您看来，他的写生和创作之间，呈现了哪些变化?

韦承红：肯定是经过一个非常认真的提炼过程。他的写生稿真是太多了，创作时去芜存菁留下最精彩的部分，进行组合后再表现出来。

广州日报：我还留意到，后期的《万松图卷》《珠江长卷》，跟此前的三门峡写生作品以及《武汉防汛图卷》等相比，更显得水墨淋漓、汪洋恣意了。

韦承红：是的，到后来他就放开了，应该说是完全胸有成竹了。譬如说《万松图卷》，他心目中松树已经不局限于松树的自然形态了，他画笔下的珠江，也更多是他胸臆里的珠江了。我想通过长期的游历写生，他已经完全可以自如地运用中国画的笔墨形态表现不同的社会风貌、时代精神，不同时代的不同主题都难不住他了。(记者 江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