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博物馆开放资源与数字化策略进展迅速，这主要体现在开放藏品版权和收藏线上创作两个方面。而面对博物馆的数字化，两种对立的观点竞相发声。一方面有人认为博物馆数字化浪费了大量资源而收效甚微，另一方面的观点则是技术不仅不会减损对艺术作品的体验，而且“为艺术创作增强了偶发性，扩大了场域”。

　　7月11日，台北故宫博物院网站 Open Data 专区也开放了7万多张的馆藏图像供公众下载。为纪念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出土218周年，大英博物馆在线上发布了由228张高清图片组成的 3D 模型，观众可进行旋转、缩放，多方位观看石碑细节；此外，大英博物馆还上传了200余件展品的 3D 照片。

　　2013年1月21日，克利夫兰美术馆的 Gallery One 开幕，这是一个独特的融合了艺术、科技的互动画廊，以激发参观者们探索该美术馆的著名藏品。

　　今年初，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发起了“资源开放”（Open Access）计划，将来自于馆藏公共领域内的图片添加到了创意共享（Creative Commons）网站，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些图片而不必担心版权限制。博物馆前馆长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ell）在离任前接受《艺术新闻》国际版采访时表示：“我认为我已经在诸多方面推进了博物馆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相当现代化，并且全面进入了21世纪。我们拥有非常优秀的项目，参观人数上升了40%，我们实施了数字化。并且还向现代以及当代艺术领域进行了拓展，同时我们还为将来做了很多计划和打算。”

　　近年来，全球博物馆开放资源与数字化策略进展迅速，2016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提供展览图片的下载；美国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 Amsterdam）早已将馆藏资源数字化并提供高清图片下载。

2016年，MoMA 开始提供展览图片的下载。

　　这一切的源头可以归结到谷歌（Google）。自2013年起，谷歌推出谷歌文化学院计划（Google Arts & Culture），通过与上百家博物馆与档案馆的合作，可以让用户在线上浏览海量的馆藏高清图片。而在中国国内，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在APP上的全景展览，到百度百科与国博、云冈石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及其他数十家博物馆合作的数字博物馆计划，博物馆的数字化发展已经到达可观的程度。从全景地图到 VR、AR 技术，也让数字博物馆的可能性更加丰富。今年5月被热传的线上兵马俑展览，在无数个手机屏幕的方寸之间大放异彩，200亿像素和360度全景可以让人看清每一个陶俑身上的每一个细节，这样的展览甚至有着实体展厅无法相比的优势。

　　博物馆数字化是个伪命题？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拥抱这场博物馆数字化的浪潮。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的新晋馆长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近期出乎意料地对博物馆数字化进行批判。在今年5月威尔士的文学艺术节（Hay Festival）上，亨特针对博物馆数字化和英国脱欧后伦敦博物馆行业发展的言论被《泰晤士报》刊登—在这篇名为《博物馆是数字时代的世外桃源》（Museum visitors seek refuge from digital world）的报道中，亨特表示：“各博物馆都在重新反思数字化热，实际上，数字化耗资不菲，但是对公众的价值很小。”

　　他同时提到了深陷经济危机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认为大都会正是因为在数字化方面投入过多，而使得其他项目的费用不足：“博物馆界对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藏品数字化上投入的巨额资金争议颇多，因为这意味着这些预算是从馆内其他方面挪过来的。”此外，亨特也认为，参观博物馆的体验与数字化是相悖的。他指出，当人们来到博物馆里参观的时候，是不愿意拿出手机来的，“很多时候，人们参观博物馆就是为了远离网络媒体。”此外，V&A 的导览 APP 下载量和使用率并不高。

　　斥巨资建造了庞大的数字媒体部，的确是坎贝尔最受指责的过失之一。坎贝尔的同事乔治戈德纳（Georege Goldner）在接受《艺术新闻》国际版采访时表示：“好多已经发生的并非错误，只是不合适。我认为没有必要建这么大的一个数字媒体部门。”然而，这可以证明亨特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数字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吗？实际上，大都会的亏损原因是多方面的，数字化只在其中占很小的因素。在坎贝尔发布离职声明之后，大都会的董事会主席丹尼尔布罗茨基（Daniel Brodsky）仍感谢了坎贝尔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数字化的贡献。博物馆的首席数字官洛奇塔伦（Loic Tallon）表示，他们将“继续坚持这一核心投资”。

　　《纽约时报》邀请了包括艺术家村上隆、艺术史学家宰纳卜巴哈尼（Zainab Bahrani）和社会学教授沙龙祖克宁（Sharon Zukin）等10位艺术界名人提出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走出眼前危机的建议，他们的建议中并没有认为大都会的危机与数字化有关，反而觉得博物馆在数字化上应该更进一步。嘻哈音乐人、2012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驻馆艺术家 DJ Spooky 表示：“我认为博物馆也应该使用 AR 技术。你可以在一幅画前面举起你的手机，得到一些与作品有关的信息。可以让艺术家自己讲解自己的作品。或者用 waze 带你逛博物馆，甚至是合成猫王的声音为你导览。大都会的藏品犹如万花筒一般，就看他们要如何玩转这些藏品了。另外，大都会应该多多更新他们的 APP。我们生活在一个未完成的世界中，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藏品数字化的成本与复杂度取决于馆藏的规模。伦敦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仅藏有2300幅画作，因此它们的数字化工程相对来说比较直截了当。但对于数量更多、种类更复杂的馆藏来说，这项工作则加倍艰巨。美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组织内有19所博物馆，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1.54亿门类丰富的藏品。其中的1000万件的信息已上传网络—这可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在这个领域，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走在了前面。其创立于2012年的网络工作室（Rijksstudio）复制了100万藏品中的60.2万件，且所有图片均可自由下载并不限制商业用途。荷兰国立博物馆另外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不避讳公开其数字化工程的成本：每年大约有150万欧元的支出，这还不包含网站的日常维护与运营所需要的花销。

　　至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它实际上一直走在数字化的前沿。博物馆多达120万件的藏品都已列于网站上，其中的47.5万件还附带了图片，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免费资源库。编制电子图录的工程也在进行中，大概每年都会增加8万张图片。博物馆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目前我们并无计划对这些藏品数字化工程的项目进行变动。”况且，亨特也并非对数字化持完全反对的态度，他认为数字化应该有其侧重，“让教师能够更容易地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博物馆藏品”。

　　V&amp；A 实际上一直走在数字化的前沿。博物馆多达120万件的藏品都已列于网站上，其中的47.5万件还附带了图片。而且在 Instagram 上也拥有其账户。

　　至于亨特认为数字化会影响访客的观展体验，看上去似乎正确，不过并没有证据证明其观点。实际上，就在2016至2017年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访客人次达到700万人次，打破了历年纪录。这说明即便博物馆做了大量的数字化工作，人们更愿意在实体空间里进行参观。

　　新的观者新的创作

　　因此比起重新考虑馆藏数字化的价值所在，相反地博物馆机构们争先恐后地打通着针对各自馆藏的数字渠道，这一举动可以说明，在数码时代，似乎人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参观者不仅仅出现在博物馆展厅里，也存在于网络中。在网络时代，越来越多为移动智能设备、社交媒体而创作的艺术作品出现了。人们用 Instagram-friendly（社交媒体友好度）和 Selfie-friendly（自拍友好度）来概括这种现象。画家们有意识地在正方形画布上创作，因为这样更符合 Instagram 的上传；装置艺术家开始在作品中留下几处格外适合自拍的部分；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将会重新装修一个适合游客自拍的露台。

　　除了改变作品尺寸以适应社交媒体外，艺术家们也探索着与新媒介进行更深层的互动，以网络为画笔进行创作。2016年，英国年轻女艺术家阿玛利亚乌尔曼（Amalia Ulman）在 Instagram 上的表演作品被搬进泰特现代美术馆。在今年6月27日，因数字化而备受非议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展览“会说话的照片：艺术家之间的拍照手机对话”（Talking Pictures： Camera-phone Conversations Between Artists），以纪念 iPhone 诞生十周年。12对艺术家在5个月内互相发送照片和视频，共同完成一场视觉对话。展览的导言如是写道：“从前，照相机的主要功能是记录过去。而今，则是被人们用来分享即时体验，与之相伴的是人与人之间前所未有的亲密……照片成为了一种流动的、即时而又瞬时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