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最喜欢的神秘小说家，1973年布克奖的获奖者，以及一位名声鼎沸，洋洋洒洒用1亿字以小学生为原型写出的反英雄人物的作家之间，他们都有什么共同点?

回答会让最成功的作家自惭形秽。尽管生前拥有着巨大的销量和众多的荣耀，曾是星光闪耀三人组，而如今却鲜为人知，作品没有人读，图书也不再版：伊丽莎白·达利，吉格·法雷尔和创作“比利·邦特”角色的查尔斯·汉密尔顿(笔名弗兰克·理查兹)。现在，他们出现在一本思想激进的新文导论——克里斯托弗·福勒新书《那些被遗忘的作者》。从新文学作品的开拓者到受人喜爱的儿童作家; 从庸俗科幻写作专家到女性浪漫作品：他们作品的命运体现出了文学不朽。 阅读他们会让你在离你最近的二手书店里翻阅各类书籍，一发不可收拾。

Billy Bunter人物的创造者Charles Hamilton曾写有100多万字的小说

曾说过亚历山大·巴龙的作品《国王迪多》吗? 我也没有，我们错过了，因为巴龙是最被低估的一位二战小说作家。 在福勒看来，他的教育小说“是有关于伦敦写得最好的一本小说，却鲜有人读，就像是东方版的《悲惨世界》。”玛丽·伊丽莎白·布拉登，一开始写儿童恐怖小说，之后开始写“煽情”小说，如《奥德利女士的秘密》(Lady Audley's Secret)，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焦虑。布拉登自己也有一段“绯闻”：她一直与她已婚的出版商(他的妻子在精神病院)过着近乎是一夫多妻的生活。在她去世之时，她以及她的情爱小说被认为是“英格兰的一段历史。”

Mary Elizabeth Braddon是一位“煽情小说作家，著有《奥德利女士的秘密》

福勒自己列出的小说中包括有大卖的《布莱恩特梅》神秘小说系列，以及后世可能如何对待这些作品，增添了他阅读和探求的趣味。 他指出：“与音乐家或电影制作人不同，作家会完全消失。他们的作品会变成纸浆、错版、手稿丢失，遭禁和焚烧。他们可以无处不在，有影响力并大获成功，却随着生命的消亡而消亡。

Angela Lansbury主演根据帕特里克·丹尼斯小说《欢乐梅姑》改编的百老汇歌剧《梅姑》

这种消失很少能象帕特里克·丹尼斯(Patrick Dennis)那样让人惊人。 《欢乐梅姑》(Auntie Mame)是他1955年写的童话，讲述了古怪而向往自由的梅姑从小心眼而又势力的人手中拯救她害羞的侄子的故事。这部畅销书被拍成了一部音乐剧和两部电影。丹尼斯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同时拥有三本书的作家。然后，时代变了。如福勒所说：“随着令人失望的20世纪70年代的到来，他那风格明快的漫画寓言也就格格不入了。”在封笔之后，丹尼斯后来成为了麦当劳CEO的管家，显然绝口没提过曾是出版界的风云人物。

销声匿迹

一些作家几乎根本就没有成功过。 比如卡里尔·邦飞利(Kyril Bonfiglioli)，一生都没有遇到知音读者。表面上，他的小说似乎只是直截了当的罪犯闹剧，其实内容远不止这些。书中虚构的英雄查理·莫德代奇(Charlie Mortdecai)是一个“狡猾，懦弱的雅贼”，而他的一些判道离经的政治不正确行为有Bertie Wooster、Falstaff 和Raffles的影子。穿着一件满是灰尘的夹克，邦佩利奥自称是“一个完美的剑客，能玩转各种武器”，他对“除了饮酒，食物，烟草和聊天，对其他东西都很节制”。除了写小说，他穷困潦倒，酗酒过度，于1985年死于肝硬化。在他死后，获得了一小撮人热切而非狂热地追捧，不过，福勒坚称，他本应享誉全球的。

德普主演改编自卡里尔·邦飞利的小说《贵族大盗》

朱利安·麦克拉伦 - 罗斯(Julian Maclaren-Ross)则是另一个另类作家。如他的传记作家保罗·威莱特(Paul Willetts)所说，他是一位”散发着白兰地气味的城市漫游者”，一位“拥有巨大天赋的平庸守护者”。 这种天赋让他写出了令人惊讶的欢乐小说，简洁入时的漫画式的和刻薄的对话，这些内容在今天一点也看不到。麦克拉伦 - 罗斯(Anthony Powell)在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的作品《时间之舞》(A Dance to the Time of Time)中找到灵感，伪装成“虚弱而口渴的波西米亚”小说家 X Trapnel，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因为年龄太小无法加入Waugh set，而要加入Angry Young Men年龄却又太大。

温妮弗瑞德·沃森(Winifred Watson)是另一时代的牺牲品。重新出版和电影改编让她在过世后获得了一些名声，而由艾米·亚当斯主演的电影《明星助理》(Miss Pettigrew Lives for a Day)出奇地受欢迎，可是有三大历史事件将她声名鹊起的的可能性毁于一旦：大萧条(没有钱让她与姐姐一样接受高等教育)，珍珠港袭击(终止《明星助理》改编成好莱坞音乐剧的计划)和闪电战(迫使她搬入单人间与父母同住，也就没法写作了)。

温妮弗瑞德·沃森生不逢时，写出的小说没有得到应有的声誉

还有一些作家是寿命太短了，如1973年“布克奖”获得者Farrell。 在获奖三年后，年仅44岁的他便离世了。正如萨勒曼·拉什迪等人所言，如果他活得久一点，他一定会获得与他的才华一样高的声誉。 然而，如果写得太少会压抑才华，那么，如果以此为标准，写得过滥，恐怕问题更大。以惊悚小说作家约翰·克拉西(John Creasey)为例，他用过20多个假名，出版很多书，甚至他自己也忘了一些作品的书名，每年销售额大约有250万册。这不会是坏事吧?如福勒指出：“读者们喜欢把一个简单的标签加在作家身上，而当作家有太多面孔时，这样做就比较困难了。”

另一个例子就是汉密尔顿，一位写了1亿字的作家。他是历史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但他写的那些记载小学生英勇故事的文章现在一本都找不到了。他创作的“比利·邦特”形象可以看作是他的不朽作品，但他那些满是“肥胖”体格以及以棍棒结尾闹剧在21世纪根本不受待见。

有时候对这一类作家的解释更为难以捉摸。 克里斯蒂最喜欢的戴利为何就销声匿迹了呢? 20世纪40年代，在她60岁岁的年龄，出版了16本‘文献神秘小说(bibliomysteries)，书中人物亨利·加马德(Henry Gamadge)是在纽约的一位爱猫的珍本书专家，能在一片吵杂声中解众多精心制作的谜语。太深奥? 太女性化了? 也许，除此之处，她还是她那个年代的一位流行作家，在1960年获得了美国神秘作家协会授予她的作品“埃得加奖”(美国疑案作家协会发给最佳疑案作品的奖金,纪念美国作家埃得加·爱伦坡)。

起死回生

归根究底，造成原本值得关注作家默默无闻的原因给你作者本人一样是多样的。福勒的调查结果表明，有一些原因是这些作者低估了自己的作品。其他的因素似乎包括自己的低估自己的作品(空想讽刺小说作家约翰·科利尔说：“我有时甚至惊奇，像我这样的三流作家竟也能跻身二流作家的行列。”)，遁世(作家乔治·海尔从未接受过采访)，以及作品类型(除了个别的特例，漫画作品往往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见而保存下来)。对变化莫测的流行虚构小说来说，这就更难了。由于都是在挖空心思去捕捉当下的观念模式，这不可避免地让作品更易变质。

还有，不要忽略作者的性别。 福勒用一整个章节介绍给那些在征服畅销书列表之前为读者引入心理悬念的女作家。 他写道，这些“遭遗忘的悬念女王”受“忽视，被低估，或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这些写畅销作品是为了谋生的女作家只是单纯地为了让作品出版。

这样的状况至少在改变。此外，数字革命迎来了一个新的民主时代，有人为虚构小说的重要性发声。 这让读者的作用更加重要：我们有责任让小说永葆生机。 (除此之外，福勒建议大家雨天独自去二手书店读书。)

同时，即使他们的名声和书籍今天都不存在，许多参与本书的作者也在文学生态体系里发挥了作用，培养出更加优秀的作家。 例如，神秘的哥特派先锋安·拉德克利夫(Anna Radcliffe)影响了后来的洛夫克莱夫特。 弗兰克·贝克(Frank Baker)16年前撰写了他的小说《鸟》(The Birds)，比达芙妮·杜米尔(Daphne du Maurier)基于此构思出希区柯克电影的短篇故事要早许多年。 (贝克的出版商是达芙妮·杜米尔的表弟)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苍蝇之王》(Lord of Flies)明确地参考了巴兰丹的《珊瑚岛》(The Coral Island)，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承认自己的《金银岛》受巴兰丹影响，在前言中向致敬。

事实上，消亡的文学作品也可能以其他方式出人意料地存在着。你在二手书店被迫购买的一本不在加印的二手书上可能有过去读者的旁注，夹在里边的旧巴士车票和咖啡渍。 有时候，破烂的二手平装书也可能会是一本珍品，就像福勒试图在旧书堆里找到克利福德·米尔斯的《彩虹尽头》(the Rainbow Ends)一书的复印版。顺便说一句，这本书就是因为具有法西斯倾向而遭官方禁止出版。最后，他在肯特书店找到了。当福勒打开封面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名字写在扉页上，是他七岁的时候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