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余拓本 一部金石文物史

走入美术馆大厅，一幅高悬于半空的巨大拓本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凝视着这一幅长9.5米、宽3.8米的《大空王佛》，人们仿佛回到了1000多年前的北齐，感受到了洪顶山的雄伟壮阔，以及古人征服自然的毅力恒心——记载与保存金石文物的历史，这正是拓本的首要使命。

此次展览可以说是对金石文物拓本集大成的展示。据宗鸣安介绍，他与同仁从1000余件藏品中筛选出了300多件明、清、民国时期拓本，其中不乏孤本。拓本内容包含了从殷商到明清时期的各类金石。展览按专题性与地域性分为“金石琳琅”“石门洞开”“圣迹佛光”“彼岸荣耀”“碑林聚英”“汉字足迹”6个板块。

“所谓金石，包含了古代铜器和碑刻两部分。”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该展览的学术主持陈根远表示。

陈根远向记者介绍，这次展出的300多件拓本，几乎涵盖金石文物的各个门类，除了古代碑刻中的刻石(如秦《琅邪台刻石》)、墓志(如北朝弘农杨氏诸志)、造像记(如洛阳龙门二十品)、画像石(如东汉《南阳画像石·伏羲女娲图》民国拓立轴)、建筑及其他杂刻(如东汉《高颐阙》题字)以及古代砖瓦(如秦汉《瓦当》近拓四条屏)，更可以看到古代铜器中的食器(如《西周大盂鼎全形拓》)、酒器(如《周壶全形拓》)、兵器(如东周《铜戈三品》近拓立轴)、乐器(如唐代《景云钟》清拓立轴)等。

“传拓艺术可以将一件文物的文化、历史信息化作千万身而广泛持久地传播，让后人由拓本而了解到此件石刻所涉及的事件、人物和文化的内容。”宗鸣安说。

三千年风霜，一部文字演进史

“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从目前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甲骨文算起，中国文字的发展已走过了3000多年的历程。

“从早期刻画在甲骨上的简单文字，到刻铸在青铜器皿上笔画表现丰富的大篆文字，到书写方法、结构表达都趋于规范、统一的秦代小篆，再到书写便捷、结体注重优美的汉代隶书，至此，中国文字——汉字，完成了它书写、表达的全部功能。”宗鸣安向记者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字的发展历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文字又完成了它华丽的转身。从曲屈婉转的篆书，开合飘逸的隶书变化出了一种书写更简便，辨识更容易，传播更可靠的书体——楷书。这些都是通过金石碑帖来记录的。”

“汉字足迹”这个展厅的设计正是循着中国文字发展的足迹所展开。按照时间顺序，展厅里陈列了160余件拓本，几乎囊括了商周至唐代中国最有名的金石文物、书画妙迹。

在展厅入口不远处，挂着一件《琅邪台刻石》。这是目前最为可靠的秦代传世碑刻之一。相传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时，丞相李斯所书。清杨守敬评：“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这块碑刻的原石已毁损，但从眼前的这件清拓里，我们仍能依稀捉摸到秦篆的笔意。

而在东汉的部分，我们可以欣赏到隶书各成一派的风格，雄强如《张迁碑》《乙瑛碑》《礼器碑》，秀雅如《曹全碑》《史晨前后碑》，狂放如《石门颂》。

抵达隋唐，一只脚便步入了楷书的世界。有“隋碑第一”之称的《龙藏寺碑》，已无魏晋寒俭之风，在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书学的递嬗上影响颇大。进入唐朝，从初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一路直抵中晚唐楷书的集大成者颜真卿与柳公权。“中国书法史上许多闪闪发光的名字，今天在这里都可以看见他们的作品。”陈根远解释道。

“浏览过这里所展示的300多件碑拓，无异于浏览了3000多年来中国文字的发展史。”宗鸣安说，“在这个学习了解的过程中，始终有异彩纷呈的中国书法艺术之美伴随着大家。”

古今溯源，一部文明发展史

“金石收藏研究从国内来看是小众的，但如果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讨论，它又是大众的。”宗鸣安认为，举办这次“丰碑大碣”展的意义，不只在于研究金石拓本的学术与收藏价值，而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拓本背后的历史故事，挖掘拓本的文化价值，“读碑刻的时候就是读古人怎样说话，听古人在倾诉他的时代，这比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更真实，更直接，也更可信。”

纵观这300多件金石拓本，每一件都如一粒浩海遗珍，背后都藏着一个具体的历史故事，都焕发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辉。

东汉永平四年(公元61年)，世界上第一条人工开掘的山体隧道——连通秦蜀两地的汉中石门隧道开通。在“石门洞开”展厅中陈列的“石门十三品”，皆为石门摩崖石刻的杰作。这些拓本不仅记载了开通隧道的艰辛历程，更展现了古人征服自然的毅力与决心。

刻于东汉永寿四年(公元158年)的《刘平国治路颂碑》与刻于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的《姜行本纪功碑》，原碑均立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这两件拓本反映了汉唐两代是如何为了拓展民族生存空间而筚路蓝缕，又是如何为了丝绸之路的繁荣稳定而前仆后继的历史事件。

随着丝路的繁盛，唐朝的对外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杂糅着汉字和古叙利亚文字的石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长安开远门里竖立起来。碑文回忆了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宰相房玄龄受太宗李世民之命，在长安城西郊迎接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的往事。在信仰自由的政策下，东罗马传教士兴建景教寺，传播福音。作为世界考古史上的四大名碑之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流露的唐人对待外来文化的博大胸襟，时至今日依然深深地撼动着人们的内心，值得今人去学习、借鉴。

这一件件拓本，一个个故事，一段段历史，勾勒出一部鲜活的3000年中国文明发展史。

正如崔振宽美术馆理事长、该展览出品人崔迅所说：“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把中华历代金石拓本上一个个黑白分明的中国故事，连缀成关于中国文字、历史、艺术、文物的壮美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