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

在2017年12月25日的中国美术报上读到高凡丁先生的《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贵在哪?》一文，这是迄今为止，摆事实、讲道理的一篇文章，其中赞齐白石山水画的本身用词不多，只见“标志着齐白石山水画变法成功”一句，至于变法前何种模样，变法后在哪些地方成功，高凡丁先生似乎不愿多谈，或者谈起来有些兴味索然。于是，我们知道了高凡丁先生绝对是位稳健的聪明人，他不愿授人以柄，因为谈齐白石山水的优点，比谈他的花鸟画的优点难得多。

我深信不疑，齐白石是近代最有创造性的大写意花鸟画大师，他最卓越的学生李可染和李苦禅是我的恩师。而齐白石艺术上崭露头角的提携者、激励者，则是我姑祖陈师曾先生。齐白石花鸟画的大成是必然的，他有着质朴无华的田园生活为其创造的源泉，同时对八大山人的艺术心向往之，这两者的荟萃造就了不朽的齐白石。齐白石的花鸟画作品能流传千古凭的是真本领、真境界。对此，齐白石本人曾有对自己的误解，见于他的一首诗：“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此翁无肝胆，轻弃一千年。”他以为自己应当依循八大的“冷逸”走下去，那就足标千秋，殊不知他如果作品不带点“白菜帮子味儿”(恩师李苦禅评语，不含讥刺，赞其有田园风味耳。)那么美术史上不会有齐白石。

中国山水画积渐流长，在中国画史上山水画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首屈一指。我在拙著《中国画研究法》中曾列举自隋展子虔《游春图》、五代荆浩《匡庐图》、宋范宽《溪山行旅图》、宋李成《读碑窠石图》、宋李唐《万壑松风图》、宋夏圭《溪山清远图》、元赵孟頫《秀石疏林图》、元王蒙《夏山隐逸图》、《青卞隐居图》、元倪瓒《六君子图》、明吴伟《长江万里图》、明沈周《庐山高图》、明董其昌《松溪幽胜图》、清朱耷《秋水图》、清王原祁《山中早春图》以至近代李苦禅、李可染、傅抱石、黄宾虹的山水杰构，这是人类画史上波澜壮阔的雄伟画卷，积渐称雄、蔚为人类精神宝库中的奇葩。我们应当抱着仁厚的态度谈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水画家们。国家濒危，万方多难，他们能做的只能是坚守阵地，不使传统沦失。和学界的王国维、沈曾植、刘师培诸人一样抱着“天不亡我中国，必不亡我中华文化”的信念，孜孜矻矻地惨淡经营，他们当然会对传统的山水画大师投以虔诚的崇敬之心，临摹宋、元、明、清是必经的道路，他们其中有卓越创造者如：黄宾虹、陈师曾、溥儒、陈少梅等人，都在山水画的领域有所拓展，而不是一味泥古。一般论者一提到清初四王，皆嗤之以鼻，窃以为已成学界之痼疾。我曾读到一幅王原祁的巨幅山水，今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开阖雄伟、笔墨清华，直承元四家而闳大之;又曾见王鉴之《山水册页》，笔墨淋漓，境界幽远，可见在美术评论界正应如韩愈所谓的“唯陈言之务去”，不要人云亦云。

我们从未见到齐白石认真在中国山水画史的丛林中漫步，也从未见到一幅齐白石认真临摹宋、元、明、清前辈的作品，如果一定要称赞齐白石的山水画发展了传统山水画，那必然掉进盲从的深渊。拍卖场的热闹，冲昏了评论理性。高凡丁先生规避了就齐白石山水本身优劣评论的困境，他谈的是为什么“贵”，而不是为什么“好”然后“贵”。我们于是知道了是因为稀缺而贵，因为流传和聚拢的复杂过程而贵，齐白石所签名号不同而贵……不一而足，这正是高凡丁先生文章提供给我们的可贵信息。

也许，英国文艺评论家克莱夫·贝尔提出“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可以略为齐白石的山水画辩。他毕竟画得和任何人不同，然而“不同”和“好”恐怕不是同义词，我大可以说齐白石的山水画有些意味，但并不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