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在2月1日与观众正式见面的广州博物馆全新主体陈列《城标·城史——广州历史陈列》是近十年来广州地区考古挖掘及资料研究工作智慧结晶的集中展示，也是近十年来广州博物馆文物征集成果的一次汇展。这些年，广州博物馆征集到了哪些“宝贝”?博物馆的专家们说，从海外征集的多批近千件清代广州外销纹章瓷精品不可不看。这批新藏品，让广州博物馆无论在纹章瓷收藏还是展示研究方面均走在全国前列。

记者在现场看到，展览以仓储式陈列形式展出了精选出的40余件纹章瓷精品，重现了瑰丽多姿的纹章瓷装饰艺术，再现了十八、十九世纪中西陶瓷贸易的盛况及其所带来的对中西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的深远影响。

精美的纹章瓷

清乾隆时期广州工匠制作并进献宫廷的珐琅金鼎

人物纹铜胎珐琅大碗

纹章瓷需要提前一个贸易季节预定

要弄清楚纹章瓷的来龙去脉，可能要先熟悉一下清代广州外贸的历史。清廷设立粤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广州一度成为对西洋航海国家的唯一贸易口岸。因“一口通商”政策之利，广州成为岭南的商业中心，也是世界贸易的枢纽。清代广州中外商人齐聚，中西文明交汇，各行各业蓬勃发展，由此带来了朱楼画榭连绵不绝、“银钱堆满十三行”的盛况。

清朝广州航线扩展到北美洲、澳大利亚和西欧等地，形成全球贸易网络，黄埔港停泊的各国商船日益增多。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土布、中药、外销艺术品等从广州出口，海外的洋参、皮毛、香料、珠宝、钟表、棉纱等经此进口。此时的广州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窗口，西人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并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到西方。中国的商品和文化曾在欧美国家掀起“中国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规定广州对西洋海路“一口通商”至光绪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期间，黄埔港成为中国最繁忙的港口。据《粤海关志》统计，1758年到1837年的80年中，经粤海关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共计5107艘，足见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与兴盛。

当时的黄埔港水面开阔，水深适宜。各国商船按周期性季风变化开展贸易，逐渐形成了固定的贸易线路和通商模式。每年夏初，西南季风吹起之时，欧洲各国商船在经过五到七个月的航行之后，陆续抵达黄埔港停泊。黄埔港是远洋船只能达到的离广州城最近的地方，从这里开始，水域变浅，大型船只无法前行。所有的欧洲商船在这里停留大约三到六个月，卸货、装货。外商需在这里转乘舢板，沿珠江上溯前往广州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和行商们谈生意，以便在冬季东北风盛行时返航。

每年夏季，外国商船云集广州之时，也是广州行商们与外商商讨生意的季节。一般来说，东印度公司等采购的大宗瓷器，当季便可备齐，装船离港。但要求特殊的定烧瓷，则需提前预定，到下一个贸易季节交易清算。纹章瓷订单由船长和大班们亲自督办，并作为船员被允许携带的私人贸易物品经东印度公司商船运返欧洲各地。纹章瓷的烧制，从下订单到送达欧洲买家手中，长则需两到三年，短的也需一年有余。由于纹章瓷属于特殊定制瓷器，耗工费时，成本高昂，大多成套定制，每套数量不下200件。

在清廷宣布广州为一口通商口岸前，外商在广州定制纹章瓷的做法已经蔚然成风。成千上万的中国纹章瓷在广州装船，漂洋过海，前往欧洲。

广州“刀仔”和英国“托尔”跨越大洋的缘分

1791年1月24日，英国陆军中校约翰·查德威克定制的一批纹章瓷在广州装船，远赴英伦。他来自斯塔福德郡一个古老的家族，这个家族曾在18世纪从外族继承了多处物产。纹章瓷分为两批定制，一批绘四等分纹章，一批绘六等分纹章。1800年查德威克逝世后，这批纹章瓷由他的孙子继承。

广州城内供应瓷器的商人，除了十三行商人外，还有一些“外围商人”，即中间商。其中一位最著名者被称作“Syngchong”(鑫行)。这家瓷商提供给欧洲客户的样板瓷盘，现在仍保存在伦敦以收藏世界各国工艺品著称的V&A博物馆中。“中国皇后”号运回国内的首批瓷器中，也有他的供货。

还有一位中文署名为“刀仔”的广州瓷商或中间商，将自己的名字永远留在了一张英国送到广州的订单和样板上。根据该订单绘制的纹章瓷依然存世，并成为目前发现的唯一中英文原始订单仍然留存的纹章瓷套件。这套纹章瓷是1728年英国克里斯托弗·托尔或他的兄弟托马斯·托尔定制的。两人均为英国下院议员、皇家税务总署的审计员，托马斯还曾担任乔治亚殖民地的理事。纹章使用了塔楼的图案，是托尔家族姓氏“Tower”的双关语式表现。他们将自己的纹章绘制在一张牛皮纸上送到广州。

在语言不通、信息和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将相隔数千里的西方客户的需求与中国瓷匠的技艺结合在一起，生产出令人满意的纹章瓷作品，是一个漫长而又充满变数的过程。就纹章样板来说，专门的彩绘当然是首选。印章、藏书券也常被用作纹章的绘制样板。比如，1770年左右，东印度公司舰队司令约翰·沃特森定制的配菜碟即根据藏书券绘制。这位出身于爱尔兰的海军将领家族纹章的原始授予状至今仍保存在都柏林城堡内。根据这些样板绘制，有时也会发生小小的错误，如将本不是纹章一部分的备注文字绘在纹章中。但总体来看，这种失误的比例非常小。

数千套纹章瓷从广州远赴世界各地

纹章在欧洲的使用大概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13、14世纪达到繁荣。它本是一种广泛印制在盾牌、马衣、罩袍和旗帜等之上，用于区分战场和竞技场中战斗人员的标识。为了达到准确记录和便于识别区分的功能，纹章从中世纪欧洲世袭性质的个人识别体系，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特语言体系的学科。在15世纪以后，随着火器的逐渐推广，作为近距离识别标记的纹章原始意义逐渐褪去，但作为代表个人或机构最为美观、明确的形式，转化为血统、婚姻和社会地位的标志，仍然在广泛运用。如今，去欧洲旅行的游客，不难在建筑、艺术作品、服饰中看到它们的影子。

在中国瓷器尚未大规模进入欧洲之前，欧洲贵族常使用的银质器皿上就经常饰以纹章，但直到18世纪中国纹章瓷的出现，才令纹章餐具盛极一时。

从目前所知的材料看，16世纪上半叶的葡萄牙王室是中国纹章瓷最早的订户。但在1630年以前，中国外销纹章瓷主要都是青花瓷，并且制作很快陷入了停滞，直到1690年左右才得以复苏，并在18世纪达到鼎盛。纹章瓷的鼎盛得益于中国瓷器彩绘技术的成熟，以及新航路开辟带来的海上贸易的繁荣。这让根据客户需求大规模、快速生产成为可能。

中国纹章瓷的出现，迎合了欧洲社会中希望彰显血统、联盟和凸显身份来维系和发展社会关系的需求。绘有个人纹章图案的成套餐具、茶具、咖啡具及各种装饰用品，无论在正式还是私人的场合，都具有难以比拟的作用。在一些特殊的喜庆日子，如结婚、晋升等，一套专门定制的纹章瓷，是当时西方社会潮流人士最为喜爱的锦上添花之物。

纹章瓷的装饰风格、纹样非常繁多，且变化万端。“欧洲风”和“中国风”交替引领风骚，代表着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和艺术潮流。19世纪20年代，一种被称为“广州玫瑰”的样式开始兴起，并在19世纪80年代盛行一时。这类纹饰一般色彩浓烈，构图饱满，绘制繁复，根据纹饰和布局的不同可以分为“玫瑰团花纹”(广彩人物花鸟纹)和“玫瑰满大人纹”(广彩人物纹)。

在每套数量不少于200件的平均规模之下，英国和讲英语的地区定制了超过5000套中国纹章瓷，荷兰定制600~700套，瑞典定制了300余套，葡萄牙定制了200余套，法国和瑞士合计也有300余套，后期加入的美国则占据了19世纪的大部分外销瓷器的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