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说明，人们不会以为达利(1904-1989)和杜尚(1887-1968)是好朋友，毕竟，两个人看上去哪哪儿都不合拍。杜尚反对传统艺术，他的“现成物”(Ready-made)被看作是观念艺术的起点，也因此遭到崇拜和批判;而达利是架上绘画的守护者，是杜尚给予致命一击的传统艺术的支持者。杜尚超然物外，早早退出了艺术界，转而投入到象棋的怀抱中;而达利则成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名流”，将“艺术家”变成一种景观，从而缔造了自己的艺术和商业帝国。

杜尚、达利和加拉在卡达克斯，1933

所以，当发现他们两个是好友时，人们多少会感到惊讶。毋庸置疑，其友谊一定有互补的成分，但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相似点。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秋季展“达利/杜尚”(2017年10月7日-2018年1月3日)就是他们友谊的说明和见证。

达利和杜尚相识于1930年代的巴黎，彼时超现实主义运动风头正劲。当时的达利是一个新人，而杜尚一如既往地与艺术若即若离——他的超然是出了名的。据超现实主义的发起者安德烈·布列东(André Breton)回忆，有一次， 杜尚在考虑去哪里游玩时，向空中抛出一枚硬币，说：“如果是背面我就去美国，如果是正面我就继续留在巴黎。”他有着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

安迪·沃霍尔，《萨尔瓦多·达利》，1966

安迪·沃霍尔，《马塞尔·杜尚》，1966

达利和杜尚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但他们对于归属感的认识并不相同。尽管达利奔走于世界各地，他最喜欢待在自己西班牙家乡卡达克斯附近的小村庄，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达利说过，只有那里有家的感觉，别的地方自己都是过客。而杜尚则像一个牧民，哪里能生存就在哪里扎根。他出生在法国鲁昂，小时候随两个哥哥来到巴黎，1915年奔赴纽约。1918年当美国也卷入战争时，他又搬到了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不过，他依旧常常往返于巴黎和纽约。

达利和杜尚的友谊发展于达利的家乡加泰罗尼亚。1933年，杜尚来到卡达克斯，并寄给好友曼·雷(杜尚著名的变装造型即为曼·雷拍摄)一张明信片，建议他也来会面：“理想的天气和令人愉快的比塞塔......达利和加拉也在这里，可以经常看到他们。”曼·雷来了之后，为他们拍摄了很多照片。根据回忆，达利为他们的郊游写了一篇文章，并画了插图。

杜尚和达利夫妇的友谊持续了很多年。巴黎、西班牙、纽约……都是见证友谊的地点。1940年，他们聚集在法国的海边小城阿卡雄，躲避德国的入侵;从1958年到1968年杜尚去世，杜尚和妻子蒂尼(Teeny，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亨利·马蒂斯的儿子皮埃尔·马蒂斯)每年夏天都会到卡达克斯度假，在那里与达利夫妇见面。1961年，艺术家夫妇尚·丁格利(Jean Tinguely)和基·德·圣-法尔(Niki de Saint-Phalle)受委托为达利家乡的斗牛表演制作公牛形状的烟花，杜尚还前去帮忙。

家庭背景

达利在21岁时为父亲画过一张肖像，并在同年巴塞罗那的个展上展出。达利和杜尚的父亲一样，都是公证人，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法律权威。从肖像上就能看出，达利的父亲很严厉，这塑造了达利早熟的性格。在父亲的指导下，达利坚定了自己的事业心，并将早期的成就仔细地记录下来。1925年，达利被马德里美术学院停学(第二年被彻底开除)，他看到父亲的脸上写着“因我被开除而产生的痛苦”。

萨尔瓦多·达利，《我父亲的肖像》，1925

1930年，被家人赶出来之后，达利和未来的妻子加拉(当时她的丈夫还是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在卡达克斯买下一所渔人的小房子。达利的父亲因其和加拉的丑闻感到颜面扫地，两人的冲突直接导致达利将《威廉·特尔传奇》(William Tell legend)改造为《威廉·特尔之谜》(The Enigma of William Tell)：瑞士爱国者威廉·特尔为了反抗侵略，曾让自己的儿子落入敌军之手。达利曾反复描绘这个主题，并将英雄人物置换成列宁和上帝，来表达某些具有现实意味的想法。

马塞尔·杜尚，《艺术家父亲的肖像》，1910

对比来看，杜尚笔下的父亲虽然威严，却是温柔的。他用野兽主义的轻松色调表现了父亲。虽然杜尚的父亲对六个儿女中的四个都当了艺术家表示不满(他希望他们去做律师或者其他“正式的”职业)，但却一直为他们提供资金。作为一个公证人，他条理清晰地安排了自己的遗产。

描绘不可见物

1959年，达利写了文章《被快速运动的裸体包围的国王和王后》(The King and Queen Surrounded by Swift Nudes)，与杜尚1912年的作品同名。这件作品作于《下楼梯的裸女》之后，是杜尚探索运动物体在画面呈现方式的反映。与《下楼梯的裸女》中依稀可辨的裸女身影不同，《被快速运动的裸体包围的国王和王后》已经没有了具体的物象，国王和王后由堆叠在一起的平面形状表示。二者被中间运动的、交叠的元素“围绕”，杜尚将它们描述为“飞翔的想象力”。

马塞尔·杜尚，《被快速运动的裸体包围的国王和王后》，1912

根据琳达·亨德森(Linda Henderson)对杜尚的研究，杜尚的“快速运动的裸体”(swift nudes)是原子物理学家的说法。他们将电子和光颗粒描述为“不光是快速运动的，还是裸露的”。杜尚对这些描述非常感兴趣，玻璃绘画作品《新娘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也显示了物理学对他的影响。

马塞尔·杜尚，《新娘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1915-1923

达利和杜尚一样，都对物理学感兴趣。他曾经这样评论《国王和王后》：“(杜尚)无异于宣告了新的宇宙原子内结构，那就是，物质的不连续性。实际上，因为物质的不连续，国王和王后可以被飞速运动的裸体穿过。这很容易理解：飞速运动的裸体是不可见的身体，是光颗粒，是量子物理学中所说的带电粒子……”达利对量子物理学的痴迷可以从作品《爆炸的拉斐尔风格头像》(Exploding Raphaelesque Head)中看出。他将图像分解成粒子——这些粒子的形状仿照了手推独轮车和犀牛角，它们都被达利赋予了符号学意义。达利在《反物质宣言》(1958)中说道：“如果物理学家们制造出反物质，请让它为画家所用，可以用来描绘天使。”

萨尔达多·达利，《爆炸的拉斐尔风格头像》，1951

达利对科学的热爱并不影响他对宗教和超自然现象的信奉，他在《秘密的生活》(the Secret Life)中写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美学、形态学、生物学或者道德发现，都没有，并且是绝对没有反对宗教。恰恰相反，科学的庙宇将所有的窗口都对准了天堂。”而杜尚则将物理学的内容用于对艺术和生活的调侃，不与信仰发生关系。但两个艺术家对科学的兴趣和表现都证明了能量的非直观性，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智慧超越了同时期的其他艺术家。

现成物

“现成物”可以算是杜尚发明的最重要的概念，它对于当代艺术的影响是无限的。不过实际上，它也同样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品的关键来源之一。超现实主义现成物常常是生活中常见物品的非常规组合。

马塞尔·杜尚，《泉》，1917(1964年版本)

杜尚的现成物作品大概只有12件。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特性，原始的版本也从来没有卖掉过。当问到如何将这些“作品”解读为艺术时，包括布列东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杜尚将定义艺术的问题通过现成物的方式给出答案：艺术意味着“手工”，通过将非手工的现成物变成艺术，杜尚否定了定义艺术的可能性。即便是到现在，《泉》都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品，这更是表明了定义艺术的尴尬境地。

关于《泉》的解读已经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在《泉》的作品标签上，写着杜尚的女性朋友路易斯·诺顿(Louise Norton)的电话号码。路易斯·诺顿在文章《浴室中的佛像》中对《泉》做了评论，她认为运用纯粹的想象，人们可以感受到它(小便池)轮廓线条的简单优美，甚至能让人想起塞尚笔下女人“修长丰满的裸体”。由此，《泉》又有了一定的色情含义，人们对这种解读的关注甚至超过了《泉》与机器美学的联系。

萨尔瓦多·达利，《作为象征的超现实物品——加拉的鞋子》，1931(1964年版本)

当《泉》和超现实主义作品联系在一起时，其色情意味又得到了放大——毕竟，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中，性占据着压倒性的地位。安德烈·布列东曾经提议将梦到的物品制作出来，放到市场上流通，从而对抗或者削弱日常用品的作用。这个提议激发了达利的想象力。1931年，他提出“具有象征作用的物品”的概念——这些物品以现成物材料构成，通过毫无联系的物品的并置，它们在生活中原本的功能被削弱，但新的想象力会被激发出来。它们必须处于变化之中，或者至少有变化的倾向。符合这种观念的作品包括《作为象征的超现实物品——加拉的鞋子》(Surrealist Object Functioning Symbolically – Gala’s Shoe)以及他与爱德华·詹姆斯合作的《龙虾电话》(Lobster Telephone)。同样是现成物，他和杜尚制造出了两种非常不同的感觉。

萨尔瓦多·达利、爱德华·詹姆斯，《龙虾电话》，1938

两位传奇的故事似乎是写不完的，而他们的友谊也没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