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基金会藏欧洲19世纪绘画精品展，让我们看到了欧洲新兴中产阶级最初的审美趣味。

　　前不久在上海展出的“古典与唯美——西蒙基金会藏欧洲19世纪绘画精品展”的100幅画作，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世纪以前，欧洲新兴的中产阶级最初的审美趣味。

　　赞助人的趣味

　　米开朗基罗不会自己闲着没事，耗上四年半的时间去画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对于财力和人力的要求极高，并非靠一个艺术家就能全部完成的。米开朗基罗是在为他的赞助人工作。“古典与唯美——西蒙基金会藏欧洲十九世纪绘画精品展”中的那些绘画也许就是对当时情形的最好反映。在18世纪以前，赞助人会经常拜访艺术家，并且买下艺术家必须出卖的画，同时让画家画自己所乐意的主题。一个赞助人的品位直接左右着艺术家的创作。

　　帕斯卡尔·西蒙的《人生三阶段》，代表了早期新古典主义的绘画风格。画面呈现出尼古拉斯·普桑式的田园诗般的风光，帕斯卡尔·西蒙通过具体形象表现出人生历程的三个阶段，人类的暮年通过一个老人的形象表现出来，壮年则是充满阳刚的青年，童年的形象则是一个熟睡的孩子，画面的中心是一个戴花环的女人，由她把人生的三个阶段串联在一起。

　　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是第一个收藏这幅画的人，他也是帕斯卡尔·西蒙的主要资助人，因此，这幅画很有可能是国王直接从画家那里定购的。1838年，不知何故，这幅画被转运到巴黎西北的纳伊宫，并于1847年作为该宫的财产被登记入册。这时的艺术家赞助人还是王室和贵族，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画的欣赏远远高于后来的中产阶级。

　　虽然这个时期，法国的学院派看似在走下坡路，可实际上，学院里的教学体系对应着的依旧是新古典主义技法，特别是在题材的划分、等级制度的维护上，毫无改变。更重要的是，展览，这个在18世纪后改称为“沙龙”的机构，依旧掌握在学院手里。在没有娱乐活动的年月里，沙龙在当时社会中蔚然成风，成为人们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一个画家想要出人头地，得到社会的认可，就必须服从学院的诸多规矩，这限制了很多画家的创作。印象派的画作被送到沙龙后被认为是低俗、不入流的。

　　布格罗在草图阶段的一些作品，和印象派十分接近，因此他极力地反对印象派，他觉得印象派就是未完成的作品，女性的作品应该是把皮肤打磨得很光滑、看不到笔触的，应该是用理想来修正现实。他的这些言论，导致了一些年轻艺术家的反感，于是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地位开始奋起反抗。

　　克劳德·莫奈就是其中的代表，可遗憾的是，这次展出的只有一幅《安提比斯》。莫奈乘坐火车离开巴黎向南驶去，途中停了几个站之后，最后到达安提比斯，在一个艺术家所偏爱的旅馆里住了3个月。这段时间里，莫奈共画了39幅油画。这幅画的视角取自尼斯蓝色海岸，面向安提比斯的古代堡垒，远处是阿尔卑斯山。莫奈曾描述说，太阳，照在周围的山上，山就变成了粉红色和蓝色，画起来特别吃力，因为他画的那些地方，在阳光的照耀下总是在变换着颜色。画成后，人们看到一系列的形象是一个由无数变化着成分构成的梦幻般的景观。

　　在法国印象派努力去争取自己地位的时候，英国却掀起了新的一轮古典主义复兴的热潮。

英国新财富的消费

　　英国外交官埃尔金伯爵在19世纪初，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买下了帕台农神庙上的大理石建筑装饰和雕刻。当这些古典浮雕杰作运回英国后，在美术界和文化界产生了如同雷击一般的影响。英国王室甚至不惜花费3.5万英镑买下，并放在大英博物馆里展出。帕台农神庙是古希腊时期杰出的雕塑家菲迪亚斯和他的弟子们在雅典卫城设计制作的，神庙的建筑和雕刻的每一个细节都呈现出惊人的美。古希腊艺术是古典艺术真正的源头。

　　英国远处于希腊文化边缘地区，古典文化的根基薄弱，加之16世纪初亨利八世的新教改革对文化艺术创作的冲击，导致文艺复兴在英国几乎悄无声息。这些来自希腊的雕塑和建筑让从未见过实物的皇家学院的院士们大开眼界，纷纷赶来临摹这些石雕。

　　弗里德里克·莱顿，这位后来的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则是这场复古热潮中不能不说的人物。在他22岁时就完成了巨作《契马布埃》。维多利亚女王在展出的第一天以600金币的高价买下了这幅作品，使得他一举成名。此后莱顿在题材的选择、创作的方法、思想都已经渗透到了学院派的创作中。

　　这次展出的《海边捡拾鹅卵石的希腊女孩》以希腊神话人物造型为基础，是莱顿1871年在英国皇家学院画廊的第一次展出。拉斐尔前派艺术史专家和评论家弗雷德里克·乔治·史蒂芬在这届画展上指出：“莱顿先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的选题感到如此得意，因为就这个题目本身而言，它不具备任何象征性的意义。但是，经他的手这么一画，就变成了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人物画，画面美，画中婀娜女性的色彩也美，她们的衣服在风中像是一直在飘动。”而另外一幅作品《克琳娜 ·达格尔的宁芙女神》则是以拟人化的方式追忆古典传统，被修饰得完美无缺的宁芙女神以一个着宽大长袍的女子形象出现，背对着瀑布站在一个沙堆上。这类古希腊和罗马的神话是莱顿常使用的题材，这也构成了其晚年作品的突出特点。

　　莱顿的作品从最早时期借用古希腊传统，以完美的人体形象、宣扬人应自由和谐地生存，一直到后期表现情欲感的漂亮甜美的女人体，也正是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趣味所在。而格威德的画似乎就更加明显，《相思》与《古典美》无一例外的都是展现着纯情的年轻女性，倚靠在大理石旁边的侧身像。

　　英国艺术史论家威廉·冈特认为，在“英国新财富的蒸汽弥漫的丛林”中，在“经济社会的气温下”，莱顿、格威德等学院派的作品，仅仅描绘远离现实的“古代世界那些令人愉快的方面”，适应了英国中产阶级富人逃避现实的心理需要，成为取悦富人的消费品，这反映了“一个阶级的狭隘心理”。

　　学院派在美术史上地位不高，当时的画作在今天看来过于甜俗，但是在造型上的功力还是不容忽视的。比如劳伦斯· 阿尔玛·塔德玛的画虽然和莱顿的属于一个流派，但这次展出的《埃拉加巴卢斯的玫瑰》则能看出学院派的功底。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善于将特有的华美精确的古代世界转变成资产者的世界，把古希腊罗马通俗化，《海里阿加普鲁斯的玫瑰》是他最著名也很特别的一件作品，表现了一个古罗马变态的君主，他在位的时间很短，但却以政治腐败，残忍，奢华和纵欲无度而著称，他在一个顶棚可以翻转的宴会厅里，用铺天盖地的玫瑰花瓣将他的客人窒息致死。为了完成这件巨大的作品，塔德玛在创作该画的四个月里大量采购玫瑰花，从利维里亚运往他在伦敦的画室。在画中，他以大量的玫瑰花瓣充斥画面，造成极至豪华的视觉效果。

　　19世纪的欧洲艺术是从18世纪最后几年在法国兴起的，它以法国作为发源地，是源于法国强烈的民族希望，因为此时法国的民族情绪正逢其时，民族灾难使人民团结一致进行战斗，使他们从事无所畏惧的冒险。它有一个好的开端，因为它从安格尔、柯罗和德拉克洛瓦开始。艺术在法国源于对体系的热爱，在英国则源于对体面的爱。

　　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期，大英帝国版图迅速扩大，源源不断从殖民地流入的财富似乎属于世界永恒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对于那时的英国人，那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时代，人人都有“远大的前程”。

　　乔治·摩尔在《十九世纪绘画艺术》一书中曾毫不避讳地说道，“在英国，一般的艺术赞助人就是一位酿酒者或蒸馏器制造商。”他们收集艺术品的原因并非喜欢，而是因为自己的迅速暴富，阶层之间的攀比，可能是在一餐饭局，因为有人买了里德的一幅作品，而另外一位会认为，最近我的生意做得比你好很多，你既然能花了1500镑，为什么我不去花更多的一些钱买一幅尺寸更大更华丽的作品呢？

　　贵族在没落，中产阶级的趣味开始占主导地位，他们的教育程度不高，导致了品位的下降。西画以其反映宗教、战争和历史重大事件，而成为反映政治的最高形式，因此它也远远胜过喜爱怡情小恋的中国画。不过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却是一些甜俗的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