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10世纪起，契丹族和女真族异军突起，先后建立了辽、金王朝。其文化发展脉络深受中原地区影响，从而加快了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明的进程，彰显着以“契丹”和“女真”为代表的北方民族的彪悍与强大。

旅顺博物馆收藏一批辽金文物。这些文物系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初期在我国东北地区“调查”所得。数十年来，这些珍贵文物一直尘封在库房中未与观众见面。此次经过整理研究，将其以展览的形式公布出来，在给观众带来历史文物信息的同时，更为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一. 马背上的民族

辽是契丹族于公元9 1 6年在中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强大民族政权。极盛时期，其疆域东起日本海、黑龙江口，西至阿尔泰山，北抵贝加尔湖，南以河北霸县、山西雁门与宋为邻，“总五京，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二，属国六十。”公元1115年为金所灭，立国长达218年之久。

契丹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其文化主要是以捺钵为特征的草原游牧文化。捺钵文化与北方民族尚武的精神密不可分，《辽史·食货志》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

“捺钵”是契丹语，意即皇帝出行所居之处，相当于汉语中的“行在”。虽然辽先后以上京和中京作为首都，但其政治核心并不在此，军国要务均在捺钵决定。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春捺钵捕鹅钩鱼，夏捺钵避暑议政，秋捺钵射鹿，冬捺钵避寒议政、猎虎。四时捺钵是辽代政治体制的集中体现和契丹族狩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辽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

1.马镫(图1)

长14、宽9.2、通高20.2厘米

马镫是垂挂于马鞍两侧的马具，由中国人发明，目前已知最早的马镫实物发现于公元3世纪中叶到4世纪初的北燕贵族冯素弗墓中。其作用不仅是帮助人上马，更主要的是在骑行时支撑骑马者的双脚，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骑马的优势，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骑马人的安全。马镫的出现，大大提高了骑兵的战斗力。辽代流行宽踏板直柄横穿马镫，踏板上常见镂孔，通常为水波纹或三角纹。

2.衔、(图2)

衔环直径7厘米

马笼头的重要组成部分。衔置于马中，用以制驭马的行止。镳贯于马衔的两环中，以防马衔脱落。

3.双鱼铜铃(图3)

铃直径5.17厘米

由铃铛和连体双鱼两部分组成，双鱼置于铃的顶部起装饰作用。铃铛挂于马脖处，马在行走时，铃与内部的丸及顶部的双鱼相撞击发出悦耳的响声，使成群的马队互相有个照应，在晚上铃声还可以带路。

4.平刃铲形铁镞(图4)

通长8.12、宽2.92厘米

刃面扁平，两侧弧线斜向下收，圆锥状短铤。这种箭镞接触面广、杀伤面积大，但穿透力较弱，适用于射杀未着铠甲的兵士及战马。契丹民族以游牧狩猎为生，因这种镞放血较多，容易捕获猎物，故也在狩猎中广泛使用。此外，据有关专家研究，这种镞也与辽代的“射柳”仪式有关。

5.燕尾式铁镞(图5)

通长14.25、宽4.85厘米

锋部两翼细长呈燕尾状，方锥状铤。这种分叉式构造使箭镞射中后不易取出，在战争中使用较多。燕尾处易扎入或钩挂易燃物，可用于传递火种，也被称为“火箭”。

6.鸣镝(图6)

通长8.25、宽3.27厘米

鸣镝在辽墓中共发现100余件，是辽代具有代性的武器之一。关于鸣镝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其用途是作为发布命令的信号。到了辽代，其基本功能并没有改变，主要是传递信息和报警。在造型上，辽代鸣镝更多地采用分叉式、重翼式等，因其风阻相对较大，能增加哨声的音量。

二.辽代民风民俗

契丹本是游牧民族，建立政权后生活方式逐渐走向半农半牧，直到以农业为主，其生活习俗除具有本民族的特质外，也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在带饰方面，分契丹式和汉式两种。契丹式即指蹀躞带，一般在上打一横直长方形或椭圆形小孔，称为“古眼”，在古眼内穿以下垂的小皮条，以悬挂各类小杂物。蹀躞带是一种极具契丹民族特色的衣饰，不但具有实用功能，更兼具有象征性意义。汉式带无“古眼”，分双带扣双铊尾、双带扣单铊尾及单带扣单铊尾三种形式。

契丹族使用的陶瓷器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由于契丹族与中原汉族的接触，特别在辽建国后，契丹族与汉族杂居，中原汉族的饮食文化，包括饮食用具也大量传入。辽代陶瓷器可分为契丹式和中原式，其中鸡冠壶、长颈瓶、凤首壶、穿带壶、鸡腿瓶、海棠式盘等可做为契丹式的代表。

鸡冠壶是最具契丹民族特色的瓷器，又称“皮囊壶”或“马镫壶”。分两个系列，其一为穿孔式，在这个序列中，扁身单孔式年代较早，均出于早期辽墓;其二为提梁式，包括矮身横梁式、扁身环梁式和圆身捏梁式。辽中期以后，随着定居或相对定居生活人口的剧增，有孔式鸡冠壶逐渐被底部稳固且便于持拿的提梁式取代。

7.鎏金带(图7)

带牌长3.37、宽3.52厘米

上无“古眼”，应属于汉式带。该组带銙部分缺失，现仅存七块带牌及一圭形铊尾。带牌近正方形，表面鎏金，上铸有鸟、花卉等纹饰，鸟儿体态丰盈，嘴衔仙草，从布局方式来看，带牌上鸟头部相对而立，推测应是分别置于腰带的两侧。每个带牌后面各有四枚铆钉，作镶嵌皮带之用。

8.扁身单孔鸡冠壶(图8)

高19、宽17.3、口径5厘米

釉色淡黄，素面无纹，肩部鸡冠状装饰，平底，施釉不到底。这种形制出于早期辽墓，肩部单孔承重小，容易使孔系坠豁，后被双孔式代替。

9.绿釉划花双孔鸡冠壶(图9)

高27.7、宽16.6、口径6.1厘米

仿皮囊形制，腹侧边缘呈两道仿缝制线的凸棱，腹部饰卷云纹，釉面氧化泛银色，平底。双孔系较之单孔可以增强牢固性，更便于马上携带，有的上面有猴形坐者，寓意“马上封侯”。

10.绿釉提梁鸡冠壶(图10)

高45.6、腹径17.2、口径3.5厘米。

花边式提梁，壶身施绿釉，平底，釉不到底。这种壶底部稳固，易于持拿，随着辽代中后期生活方式的改变最终取而代之，成为鸡冠壶的主要类型。

11.黄釉凤首瓶(图11)

高32.3、腹径11.1、口径9.6厘米

六曲式杯口，长颈，颈上端塑一凤鸟，颈下刻划竹节纹，溜肩，长圆腹，腹下渐收，腹底刻三道弦纹，平底。内外施黄釉，挂釉不到底。下腹露胎处施白色化妆土。

12.三彩印花海棠式盘(图12)

长27.6、宽16.6、高2.1厘米

辽三彩是一种低温彩色釉陶，多用黄绿褐三种色釉渲染。该盘为海棠花形，宽折沿，卷边，浅腹，平底。盘内底模印一株折枝牡丹，两只蝴蝶翩翩起舞，纹饰以黄、绿彩涂染，浓重处呈浅褐色，口沿处施绿彩卷云纹。

13.酱釉鸡腿瓶(图13)

该瓶侈口卷唇，溜肩，腹部修长形如鸡腿。器身施酱釉，口沿至上肩部无釉，露黄褐色胎。鸡腿瓶是辽代典型陶瓷器之一，在辽墓壁画中经常有契丹人背负细长鸡腿瓶的画面，说明此类器皿多为游牧民族所用。

14.四龙四雁镜 (图14)

径20厘米

双弦钮，圆钮座，窄平缘。内区有三层纹饰。最底层为细密的涡纹，上为排列有序的菱纹，最上层四雁纹。雁皆衔绶同向绕钮飞翔，外区地纹与内区相同，地纹上装饰四条飞龙。

15.缠枝菊花镜(图15)

径17.45厘米

环形钮，外缘与钮座均呈连弧状，使整个构图规整优美。缘内一圈弦纹与钮座间均匀分布八朵缠枝菊花，花瓣饱满、挺拔，花叶枝条纤细，枝蔓悠长。

三.辽代丧葬文化

辽代契丹贵族重厚葬，入葬时大都使用了特别丰厚而又考究的葬服，包括衣袍、冠帽、璎珞、面具、网络、靴鞋、腰带、配饰、衾被、枕头等等。金属面具和网络是葬服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也是研究契丹人习俗的宝贵资料。

根据目前已知的考古文献资料，出土金属面具的辽墓约30座，出土面具近40面。面具一般是按照死者生前容貌制作，有性别和年龄之分，质地不同，反映出墓主人身份的差别，已知出现最早且规格最高的是公元1018年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的两件金质面具。旅顺博物馆共收藏10件辽代面具，其出土地赤峰、朝阳、锦州等都在辽上京道和中京道行政区划范围之内，无疑是遵从辽代的丧葬风俗制作而成。

辽代早期的面具在各方面还不完善，制作粗糙且没有定制，如陈国公主与驸马的面具，双目圆睁，面带锤花，面具周围钻出一周密密的小孔用以和网络相连接，连缀的孔眼和起伏的金属丝影响面具的外表形象。辽代晚期面具制作逐渐规范化，采用模制，固定为闭目，大多数在面具两个耳朵的上下侧各钻一对小孔，整体上更加美观自然。馆藏面具均属于辽代晚期。

16.银质面具(图16)

残长19.4、宽19.8厘米

椭圆形脸，额顶残缺，面颊肥胖，小眼，眉毛与眼睫毛线条清晰可见。蒜头鼻，上唇及下腭部胡须浓密，双耳向外伸张。耳部及面颊两侧有对称的圆孔。该面具扁平且薄，上有锤花，系利用单纯锤鍱工艺制成，从面部特征来看应是一位老年契丹贵族。

辽代贵厚葬，兴宗曾于重熙十一年十二月诏令禁厚葬，而次年又对诏令加以修改，明确规定：“诏世选宰相、节度使族属及身为节度使之家，许葬用银器……”。根据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可知，出土银面具的墓葬规模一般较大，因此墓主人的身份也应不低，或许其正在诏令准用银器者的范围内。

17.铜质面具(图17)

长22.6、宽21厘米。

脸形清瘦，额头宽阔，鼻部隆起，小口小眼，双眼微闭，眼与嘴部开缝整齐，目视下方，神态温婉沉静。整个面具无孔洞，背面有锦附着，从其特征来看应为女性。面部规整，起伏自然，系用整体模具锤鍱而成。这种借用模具成型的工艺应比单纯锤鍱成型的要晚。

18.铜丝网络之手脚套(图18)

手套长19、脚套长22厘米

所谓网络，即是用铜丝或银丝编缀成的葬服，由头、胸背、左右臂、左右手、左右腿、左右足6个部分组合而成。网络皆因人而制，与尸体的各个部位紧密结合，编织丝线纵横交织，整齐规则，形似一副锁子铠甲。

有辽一代对民族融合、北方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进步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大多数封建王朝一样，在统治后期，随着封建化的完成及封建化程度的继续加深，社会阶级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契丹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也日趋严重。统治阶层的腐败加剧了社会矛盾，各种武装起义和斗争不断，其中不堪忍受契丹贵族奴役和压迫的女真人奋勇反抗，在完颜阿古打的领导下于1115年建立金政权。名噪一时的契丹王朝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四.金代政治经济

金代同辽代一样，都兴起于北方地区。因地域、环境及文明程度的关系，早期女真人及其先世一直以渔猎为主，兼有农业。10世纪后半期，生女真完颜部定居按出虎水(今阿什河)之侧，发展农业生产，掌握了冶铁技术，逐渐强大起来。

金建国后，随着经济、军事的发展，疆域不断扩大，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东北到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今俄罗斯库页岛)，北到外兴安岭(今俄罗斯远东地区)，西北到蒙古国，西以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和西夏交界，南到秦岭、淮河与南宋对峙。

金朝作为女真族所建立的新兴征服王朝，其遗留下来的部落制度性质浓厚，初期采取贵族合议的勃极烈制度，后逐渐由二元政治走向单一汉官制度，使金朝的政治机制得以精简而强大。军事方面实行军民合一的猛安谋克制度，千夫长的猛安，百夫长的谋克，合称猛安谋克，其成员平时生产，战时出征，是兵农合一的制度。

19.行军万户之印(图19)

印面长、宽5.5厘米

长方柱状钮，顶端有“上”字，高2.6厘米，重485克。印文九叠篆。万户是金代武官，金初地位很高，在《金史》记有：“切闻国初取天下，元帅而下唯有万户，所统军士不下数万人”。金末，万户权势逐渐削减。

20.提控所印(图20)

印面长、宽6.5厘米

长方柱状钮，高3.4厘米，顶端有“上字”，重610克。印文九叠篆。金代在文武官职中皆设有提控官职，是属于提辖控制总领之官吏。金末由于战事频繁，招兵扩编军队，滥设提控等武官，所以流传下来的此类印较多。

21. 家都钵谋克之印(图21)

印面长、宽6厘米

长方形柱状钮，高3 . 7厘米，顶端有“上”字，重7 0 0克。印文九叠篆。印背右侧阴刻“大定九年八月”，左侧阴刻“少府监造”，左边阴刻“系梅里猛安下”，上边阴刻“鏁家都钵谋克之印”。

以上可见，金代官印多为方形印面， 长方形柱状钮， 钮上端多刻有“上”字，以示用印方向。印文绝大多数采用汉文九叠篆。印的背面、侧面多刻有楷书年号、印面文字和铸造机构等内容，这是金代官印的显著特点之一。

五.金代文化生活

金代器物风格质朴、注重实用，彰显了北方民族豪迈的性情，同时又因受中原文化影响，与之呈现出某种趋同性。金代瓷器的釉色品种、烧造工艺和装饰手法具有一定民族风格，同时也较好地继承了宋瓷的优秀传统。金代铜镜纹饰丰富、制作精美，既创造出本民族特色的铜镜，又出现了许多仿汉、唐、宋镜。在镜子边缘多有官府检验时的刻款，是研究其流行时代、使用地区、政权结构及社会生活等的珍贵资料。

22.白釉褐花四系罐(图22)

口径8.1、腹径42、高50厘米

敞口、短颈、溜肩，长圆腹，腹部下收，颈部四系。肩部二周弦纹，上腹部绘制花草几何纹，线条随意自然，下腹部施褐彩。金代早期瓷器中的瓶、壶、罐等多配有双系、三系或四系耳，这种便于悬挂提拿的造型特征，很可能与女真民族早期的游牧渔猎生活有关。

23.双鱼镜(图23)

径20.1厘米

双鱼镜是金镜艺术水平和独特风格的代表。该镜纹饰采用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手法，双鱼环钮首尾相接，布满整个画面，身躯肥腴，鼓腮吐水，周围水流翻滚。女真人世居“白山黑水”间，黑水就是指今天的松花江，该地盛产淡水鱼，尤以鲤鱼为盛。鱼同“余”音，象征富贵有余，也像征着子孙繁衍，随着唐代科举制的推广和完备，“鲤鱼跳龙门”的说法更是家喻户晓，深得民心。

24.四童攀花镜(图24)

径11.65厘米

童子镜为金代铜镜艺术的又一独创。此件镜八角形缘，缘内弧与镜面弦纹之间饰一圈蝴蝶纹。镜子主题纹饰为四童攀花，四童绕钮而列，或躺或卧，抚枝弄花。童子面容圆润，体态健壮，衬托出热闹、安定、祥和的气氛。

25.柳毅传书短柄镜(图25)

径9.9厘米

人物故事是金代铜镜纹饰一个重要题材。镜子的主题纹饰向我们展示了柳毅救助龙王的女儿，最后与她结为夫妻这个故事。金代铜镜该类题材内容广泛，类似的还有犀牛望月、牛郎织女等。

26.煌丕昌天海舶镜(图26)

径17厘米

八出菱花形缘。镜钮下方一艘船，桅杆高耸，顶挂风标。船头三人，一人持剑，船尾两人把舵。周围波涛汹涌，水中有鱼、龙出没，其中船正前方一龙吻部大张，肢爪伸展。该画面表现的是春秋时期“次非斩蛟”的故事，借此表现女真民族的勇猛精神。镜上铸有“煌丕昌天”铭文，表达了人们向天祈福免灾的愿望。

27.金代面具(图27)

通长18、宽11.45厘米

面形修长，表面鎏金，头有椎髻，额上三道刻纹以示皱纹，核桃形眼睛，鼻部隆起且底部宽平，两耳平直略呈长方形，耳垂部位有圆孔，嘴巴张开呈“口”字型，舌头和牙齿外露，下腭有髭须。面具较小，从其与人面的比例来看，不能直接罩于面上，可能作镇墓之用。

六.金代完颜娄室墓出土品

完颜娄室墓位于长春市东10余公里的石碑岭，是较重要的金代遗存之一。完颜娄室，字斡里衍，是大金开国功臣，女真族著名将领，在灭辽战争中，屡建战功，曾为黄龙府万户，后俘获辽天祚帝，可谓战功显赫，生前多次受到金最高统治者的奖赏。公元1130年(金天会八年)病死于军旅之中，公元1146年(金皇统六年)被追封为莘王，后改谥金源郡王。死后归葬于济州之东南奥吉里，即今日石碑岭。

1912年日本人挖掘此墓，未留下科学的考古发掘报告。据旅顺博物馆最后一任日本馆长岛田贞彦《关于满洲吉林省石碑岭发现的金代遗物》记载，当时共挖掘出32件文物，主要是金、银和玉质的饰品，归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所有，1936年2月26日寄存于旅顺博物馆。由于历史变迁，我馆现收藏12件该墓出土文物。

28.白玉荷花冠饰(图28)

长4.3、宽4、厚0.6厘米

一对，大小形状相同，近似正方形。由和田白玉制成，以镂雕及阴线刻相结合的技法，雕刻出盛开的莲花、含苞欲放的花蕾、舒展的荷叶、卷曲缠绕的茎蔓及莲子，寓动于静。

29.白玉狮形饰品(图29)

通长4.1、高2.9厘米

运用立体圆雕技法雕刻而成。狮子方头翘尾，双耳突出，鼻微上翘，前肢撑地，后肢弯曲呈蹲卧状，身体浑圆，小巧可爱。寥寥几笔刻划出鬃毛、嘴、眼等部位，刀法简练粗犷。背至底部有一穿孔，为系绳佩带之用。

30.银网冠(图30)

直径16.9、高7.6厘米

以银丝编织而成，呈扁圆形网状。冠顶为一小圆满环，银丝较粗，以此圆环为中心，用细银丝编织，口部以银片包裹一周。此冠与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出土的金丝冠相似，其冠顶部海棠花饰，四周编成网络形，是皇后冠饰中起支撑定型的骨架部分，用来缝制在丝织品内，轮廓成冠状。

31.荷叶形石饰品(图31)

长近4厘米

一对，大小形制相似。利用褐色石料雕刻而成。正面中间部位有一圆形叶心，周围以深浅不一的阴线雕刻出荷叶的叶脉。背面扁平，无纹，无穿孔，应为某种用具上的镶嵌物。

《辽金文物展》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民风民俗等方面诠示了1000年前生活在北方的契丹、女真的民族文化、地域风采和文明历程。虽然在有限的展览空间内不能面面俱到，但从中可以管窥辽、金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风采。展览以歌颂中华民族大家庭、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宗旨，是集观赏性、知识性、学术性于一体的展览。观众直观辽金历史，感受到北方民族固有的文化特色，同时也领略到其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和共同发展的辉煌一面。

参考书目：

①《中国东北史》，佟冬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

② 《辽代历史与考古》， 项春松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③《陈国公主墓》,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

④《宋辽陶瓷鉴定》，铁源主编，华龄出版社。

⑤《契丹政治史稿》，陈述著，人民出版社。

⑥《金源文物图集》，鲍海春、王禹浪主编，哈尔滨出版社。

⑦《白山·黑水·海东青——纪念金中都建都8 6 0周年特展》图录，首都博物馆、黑龙江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