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8日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促使我以中国古代文学为基础，思考如何与研究科学哲学、西方博物学的专家一起，共同对话博物学文化这个主题。

一、以两位隐者为中介对话自然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博物文献，还是西方早期的博物研究，都涉及人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这里仅列举两位与自然对话的隐者作为典型，一位是中国的陶渊明，一位是美国的梭罗。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的田园诗描写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生活，还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审美画面。但他描写的菊花是什么品种，他看到的“飞鸟”又是什么鸟，没有人去追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思维逻辑和审美情趣在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境界是由多种物象自然关联而呈现出来的瞬间，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而且“会心处不必在远”。

梭罗的故事和思想早在民国时期就被介绍到了中国，1940年的《改进》杂志连载了白石翻译的美国学者T·德莱塞的文章《梭罗的思想》，还附有《梭罗略传》，次年出版了《梭罗》一书(“世界大思想家丛书之三”，改进出版社1941年)。文章评价“他不欢迎专门化或专门的学识，因为他认为这些并不跟人与自然现象的相对关系相符合”。他认为“人是大地的产儿”，“是宇宙的一分子”。梭罗是1845年搬到瓦尔登湖畔隐居的，他的《瓦尔登湖》近年来在中国又有几种译本出版，受到读者欢迎。

两位隐者相隔1500多年，我们今天透过陶渊明的影子去观看，会觉得似曾相识——梭罗就是美国版的陶渊明。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位崇尚自然的隐者不期而遇。陶渊明的田园诗文和梭罗的散文《瓦尔登湖》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然而，不止于此。两位哲人各有其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却殊途同归，特别耐人寻味。“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种观念表达了人对非自然生存状态的自觉反省和自我矫正，在今天依然是我们与先贤对话、与自然对话的中介，也是博物人生的生动教材。

二、以民国学者为桥梁沟通中西

中国古代有源远流长的博物文化，但是没有博物学这个学科。借鉴民国时期学者的视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博物文化与西方博学科对接的过程。例如，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指出：“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他将中学与西学对比，又说学问本无中西，本无新旧。那么，《诗经》《尔雅》《离骚》都可以看作古代的博物文献。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博物学与文学有共同的源头。1914年中国的《博物学杂志》创刊号发表薛凤昌《中华博物学源流篇》一文，追溯了“吾国博物学源流之大概”。1918年蔡元培为《植物学大词典》作序，也提到中国的植物文献“《尔雅》之释草木虫鱼鸟兽及本草是也”。而胡朴安1928年出版的《诗经学》一书有一篇专门谈“《诗经》之博物学”。

在当时中西对话、古今对话的语境下，中国学者开始以西方的“科学”尺度，梳理中国的典籍文献，将中学与西学相提并论。其实中国古代的博物“多识”之学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发展脉络，与利用显微镜考察自然对象的博物科学，是没有渊源关系的。值得反思的是，由于西方博物学科的教材进入中小学，中国传统的综合的博物文化就此中断。我们今天提倡复兴博物学，应该进一步追溯中国本土的文化源流，不仅与古人对话，也与民国学者对话，但不必拘泥于西方的“科学”尺度了。就当今的博物图书编写而言，与其用西方博物学去解读诗经、楚辞、唐诗等文本，不如呈现古代“多识之学”与咏物文学的内在关联。

三、以博物文化为主题突破学科

在当今全面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博物之学作为国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传播空间。从孔子所谓“多识”之学到近代提倡的中华博物学;从陶渊明到王维、苏轼、辛弃疾等向往自然的文人，许多收藏在古籍中的文字、图像文献都可以活起来，为我们讲述中国的博物人生、博物文学、博物故事，让我们体验“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兄弟”的交流，感悟大自然所蕴含的“真意”。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进入了“地球村”。

从博物文化的角度来看，“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不是简单的怀旧心态，而是“地球村”的共同话题。什么是自然?在水泥建筑的丛林中，如何找回“悠然见南山”的境界?博物文化蕴含着哲学思辨、诗意情怀、人文精神，源远流长，生机无限，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危机，批判现实，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未来。因而，中国源自诗教的“多识”之学具有重新阐释的价值，也是世界博物文化、生态文学的一种重要样本。

博物文化在今天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刘华杰等学者从科学哲学领域出发，大力提倡复兴博物学，已经初见成效。分别于2015年、2017年举办的博物学文化论坛上，来自不同领域的博物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以图书、绘画、影像、教育活动等形式，呈现出博物文化丰富多彩的成果，令人耳目一新。一个生气勃勃的博物文化群体正在集结起来，突破了学科分割的樊篱，走向了“复得返自然”的广阔天地。围绕博物文化这个主题，我们可以与自然对话，与先贤对话，与现实对话，也与未来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