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乘客赵连宝乘9路汽车时不慎将存款单和月票丢失，售票员张萍和刘桂兰打扫车厢时拾到，物归原主。

胡敦志/摄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月票

1955年有了月票券

1954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2版

▼1953年4月22日，《北京日报》2版

▲2001年2月8日，《北京日报》5版

▲2005年的通工月票

▲为了妥善保存月票，人们会在地摊儿或批发市场里买一个月票夹。图为昔日月票夹的经典造型。

2004年的市工月票

▲1998年4月30日，《北京日报》6版

▲1995年的学生月票

1996年10月16日，《北京日报》2版

▼1995年12月30日，《北京日报》1版

▼2006年4月17日，《北京日报》5版

▼2006年3月22日，《北京日报》5版

前不久，参与第十四届“北京礼物”旅游商品票选的北京公交月票版IC卡勾起了许多市民对月票的回忆。曾经，为了买一张印有“市工”“市学”“通工”或“通学”字样的纸质月票，人们要在月票发售处排上几个小时的“长龙”。而在上世纪90年代，公交地铁联合月票因一票难求被黑市炒到八九百元一张。

买月票要开介绍信

据《北京公交车票史话》一书记载，北京的公交月票自1925年就出现了。那时候，票种有不同的划分：按座位等级，分为头等、二等;按使用期限，分为月票和季票，也就是可以使用一个月或一个季度;后来，月票又分为普通和特种两种，普通月票贴相片仅限本人使用，特种月票可以给他人使用。在那个年代，能买得起月票的乘客并不多，月票主要是赠送给军政界人士。

新中国成立后，公交月票逐渐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

按照本报1953年4月22日2版文章《公共汽车月票和预售券的购买和使用办法》所说，当时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发售的汽车月票分市区月票、郊区月票和汽车电车联合月票三种，每种月票又分为甲种(贴相片的)和乙种(不贴相片的)。各种月票的发售时间是从每月月底倒数第二天开始到次月三日止。发售月票时间内，人们可以在市内各公共汽车路线的首站购买，购买时需要出示介绍信，如果没有介绍信，则要填写一张购买月票申请表。

早先，月票是没有月票券的，只是以盖章的形式表示月票的使用月份，这样，月票卡片就需要每月一换。为了减少物资消耗，自1955年1月起，各种月票一律改为卡片粘贴乘车券形式。卡片在年度内可以连续使用，每月只需要购买一张乘车券，贴在月票卡上。甲种月票卡所贴相片可以不再换贴，这样就避免了月票卡每月一换的浪费和相片的消耗。(1954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2版，《北京市电车公司改变月票形式并办理集体购买》)

渐渐地，公交月票形式稳定下来，即由月票卡片、相片和月票券三部分组成。月票卡片俗称“月票底板”“月票板儿”，是月票券和相片的承载体;月票券俗称“月票花”“票花儿”，是月票中具有实际价值的部分，一般写有月票的票种以及使用时间段;月票上的相片是核对使用者身份的依据，因为多数月票仅限本人使用。为了防止乘客私自更换月票相片和月票券，公交部门还会分别在月票券与月票卡片、相片与月票卡片的连接部位加盖有骑缝章，称为“月票专用章”。

1955年11月，北京的月票正式分为四大类：职工、学生、普通和公用。市工、市学月票在市区内线路使用，通工、通学月票在全市线路都可使用。

月票发售处被围得水泄不通

公交月票存在的那些年，每到月底、月初，很多买月票的人都经历过排“长龙”的痛苦。

1981年6月27日，本报3版曾刊登读者胡春生的来信，信中写道：每到月底，我总是为买月票而发愁。从每月最后一天开始到次月3日夜里，月票发售处前总是人流不断，被围个水泄不通。买一次月票，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真是又费时间，又误事……

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1985年2月1日，本报2版又刊登了读者李道全反映的同样的问题：1月2日清早8点多钟，石景山区古城公园东侧排起四五百人的长队。过路人问买什么，冻得直跺脚的排队人不耐烦地回答：“买月票!”据排队的人讲，有好些人1日排了好几个小时，月票卖完了，没买上，今天又来排。笔者2日从8点40分排队，到11点15分才买到……

买月票难的问题持续了很多年，直到进入新世纪都没有改观。据了解，这主要是因为月票发售点太少。截至2001年初，北京月票用户有140万人，而月票发售点只有84处，平均下来，每个发售点得在几天之内接待约17000人。

为缓解市民买月票难的问题，当时的市公交总公司曾想出让单位、超市、商场等帮着卖月票的办法，可由于一个单位只能给自己的职工换月票，而超市、商场卖月票排起队来又影响正常营业，因而并没有推行开。2000年，市公交总公司和麦当劳快餐店合作，让全市60处麦当劳餐厅帮着卖月票，但麦当劳的顾客有限，且多数时段其员工相当繁忙，因而月票难买的状况没有得到真正缓解。(2001年2月8日《北京日报》5版，《买月票何时不再难》)

有人竟然画月票

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月票价格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几次上调。到1999年12月，市工月票、通工月票、市学月票、通学月票、公交地铁联合月票分别由当年的几元钱上调到30元、40元、10元、20元、80元。(1999年12月9日《北京日报》1版，《明起公交地铁调票价》)

无论票价怎么上调，月票仍称得上经济实惠，始终被市民追捧。不过，有少数乘客在月票上动起了歪脑筋，令人不敢恭维。

1982年，电车二场票检组工作人员查获了一张伪造月票，使用者是某美术学院的学生，月票是他自己画的。(1982年4月16日《北京日报》2版，《大学生更应行为美》)

1986年夏季，团市委和市公交总公司团委联合组织上千名团员开展了一次查堵逃票的活动，5个小时在118个站点共查获逃票者1656人，罚款1000多元。被罚的1000多人中，有国家机关的处长，有擅画月票的美术教师，有高等学府的学生，甚至还有“百日蹭车无事故”的“哥儿们”。(1986年9月6日《北京日报》2版，《无愧自安》)

在查获的假月票中，有私自偷换相片的，有描画骑缝章的，还有绘制月票印花的。而违规使用这些月票的人当中，学生占了很大比例，尤其是大学生。市公汽一公司曾做过统计：在查处的439张违规月票中，学生月票就达303张。本报1998年4月30日6版《使假月票不丢人?》一文专门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发售月票，目的是为了优惠、方便广大乘客，公交公司不仅无利可图，国家还要因此给公交公司一定补贴。使用假月票者一分钱不掏，想上哪儿，坐车就走，他们方便了自己，却坑了国家。而且这种行为，只能增长学生贪图小利、投机取巧的心理，对他们的成长很不利，在这里奉劝学子们一句话：“莫以恶小而为之。”

地铁月票一票难求

想当年，如果谁有一张公交地铁联合月票，定能令人羡慕不已。因为从1994年4月起，这种月票就实行限售方案，每月只对持有北京市身份证并持有上月月票底板的乘客发售。(1995年1月25日《北京日报》2版，《地铁月票为什么难买》)

1995年，地铁部门负责人曾专门就公交地铁联合月票限售做出解释。据了解，进入上世纪90年代，地铁部门一直是在列车超载、乘客拥挤的状态下承担运输任务。1990年，地铁年客运量3.66亿人次，日均100万人次;1994年，年客运量5.33亿人次，日均146万人次。1995年比1990年客运量增长53%，而运力只增长了11%。这样一来，每天的运营安全很难保证，乘客的安全受到很大威胁。为保证乘客安全，只能将公交地铁联合月票严格控制在20万张以内。(1995年12月30日《北京日报》1版，《地铁总公司负责人就地铁月票限售答记者问》)

由于限售，公交地铁联合月票底板的黑市交易愈演愈烈。本无标价的月票底板，随着月票发售限制越来越严，在黑市上的价码也越来越高，1995年初尚为每张一二百元，1996年初已“升值”为400元左右，当年最高曾有800元售出的纪录。

公交地铁联合月票一票难求，方方面面的“关系”要求协助购买月票的压力令地铁职工不堪重负。每到月底、月初，地铁总公司机关很多处室听到电话铃响就犯怵，不少干部遇到实在推托不了的“关系”，拿着条子去找总经理时心里直打鼓。据说当时北京市可有权批购这种月票的“一支笔”、地铁总公司的总经理一提月票脸色立即就变。而有些站台服务人员为给亲戚朋友弄到一张月票底板，只好格外认真检查每一张待检月票，期望从中找出破绽，以“卡”下月票。(1996年10月16日《北京日报》2版，《地铁月票“惜售”原因何在》)

IC卡取代纸质月票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方便快捷的IC卡进入人们的视野。

2006年4月16日，自1978年12月1日开始在京发行的纸质地铁月票停止使用，退出历史舞台。(2006年4月17日《北京日报》5版，《纸质地铁月票昨天起停止使用》)

2006年5月10日，本市全面实行IC卡刷卡乘车，公交纸质月票被替代，结束了历史使命。“一卡通”的全面推行，对市民的出行习惯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智能刷卡、排队上车的良好氛围和文明乘车的良好习惯。同时，还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公共交通收费模式和市民公交出行付费方式，提高了市民的出行效率。(2006年3月22日《北京日报》5版，《5月10日起全市实现刷卡乘车》)

本版文字：贾晓燕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北京公交车票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