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那年，画家黄永玉流浪到一座滨海城市。他住在朋友家，对面是一所大庙。有一天，他爬上庙里的玉兰树摘花，树下站着一个“顶秃了几十年”、“留着稀疏的胡子”的老和尚，冲着他喊：“嗳!你摘花干什么呀?”黄永玉随口答道：“老子高兴，要摘就摘!”后来黄永玉才知道，这个老和尚就是弘一法师。没过多久，弘一法师就在当地圆寂了。那是1942年的事情。黄永玉来到的城市叫泉州，他摘玉兰花所在寺庙，叫开元寺。这里是生我养我的故乡。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保护好文化遗产，而不能任其遭受破坏、毁灭。

今年中国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对我来讲，故乡的文化遗产从来就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文化，活的记忆，是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这些文化遗迹，塑造了泉州这座城市的历史形象，也构建了泉州人的文化认同。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见证历史的文物得到了较好保护，能够代代留存下来，没有湮没于时间的河流。

28岁之前，我一直在这座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为“刺桐城”、意大利商人雅各·德安科纳称为“光明之城”的地方上学、工作、生活。在我出生之前，这个辉煌一时的“东方第一大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就已衰落好几百年了。但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与人文底蕴，并未随之消散。徜徉在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仍可让人感受到别具一格的文化气息。

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遗存，而且拥有多元的人文氛围。

在我生长于斯的郊区小村庄，家边上就有清康熙年间水师提督、靖海侯施琅的墓道碑，上面记录了他的一生业绩。小时候，我经常在碑亭周围玩耍，偶尔望着这块大石碑发愣，不知上面所指何人、所书何事。出村子往北约二公里，有条江叫洛阳江，在入海口处横亘着始建于北宋、国内现存最早的跨海石桥——洛阳桥(又名万安桥)。大桥的主持建设者是书法家、时任泉州知府蔡襄。读初中时，我经常到那边村子找同学玩，一起到桥上吹海风。

村子往市区方向三四公里，是被叫作“圣墓”的宗教遗址，相传埋葬着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的两位门徒。这处遗址是不是所谓三贤、四贤墓，仍存有争议，不过从墓葬形制和阿拉伯碑文看，为伊斯兰教遗址无疑。位于墓前有一块花岗岩大石头，形似球状，仅很少部分与底部石头相接，俗称“风动石”。许多人包括我去那里玩，一定要用双手推这块石头，看它到底会不会动。

“圣墓”现在已在市区范围内。进入市区，各种文化遗址就更多了。如涂门街上，在长度不过几百米内，就集中了关帝庙、清净寺、文庙等历史悠久的文物遗址。关帝庙至今香火旺盛，清净寺虽大部分坍塌，仍颇为壮观，文庙占地广阔，重修后成为城市文化广场。实际上，沿着涂门街往南走一小段路，就是规模庞大的妈祖庙。在这附近，还是激烈反对程朱理学的明代学者李贽的故居。

从涂门街走到中山路，再拐到西街，也就到了开元寺。开元寺的标志性建筑是始建于唐代、五代时期的镇国塔和仁寿塔，当地人称为东西塔。塔内平时关闭，不对外开放。许多年前，我带外甥女登上去过，至今记忆犹新。开元寺内有一棵树龄达1200多年的桑树，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此外，在郊区清源山麓有一尊雕刻于宋代、中国最大的道教老君石雕。

在一座城市里，集中了如此丰富的珍贵文物遗存，十分难得。更为罕见的是，从各大宗教信仰遗址的分布情况，可想象这座城市经历过一段多元开放、和谐繁荣的历史时期。从小开始，我就浸淫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在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与代代继承的传统风俗中成长。当我离开家乡的距离越远，时间越久，我越是强烈地感受到来自这片土地的文化召唤。故乡的文化遗产、风土人情，就像一条隐秘的文化脐带，让我得以从中汲取精神营养。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需要让人们亲近遗产、触摸历史、感受文化的温度。锁在“深闺”、“地宫”中的文物，人们无从亲身感受其人文魅力，自然难以让人产生亲近感、融入个人记忆。

历史就是一种层累的记忆。当作为历史见证的文化遗产得到充分保护和延续，历史记忆才会变得活泼生动起来。

那年我登上清源山，瞻仰弘一法师舍利塔，当看到弘一法师最后遗墨“悲欣交集”四个字的石刻，不由深受感染。从那以后，这四个字不时回荡在我的脑海，让人回味、思考。这就是文化遗产带给人的一种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