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原因，《四世同堂》的部分中文手稿已经散失。2014年7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在哈佛大学见到了《四世同堂》的英译全稿，他开始以此为基础进行回译。他用“修旧如旧”的方式完成了一场跨越70年的文本旅行。

1960年8月，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华裔学者夏志清给作家老舍的英文译者浦爱德(Ida Pruitt)写了一封信，确认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具体的出版信息。老舍的这部长篇作品写于40年代中后期，由三部分组成，分别题为《惶惑》《偷生》和《饥荒》。他本打算写100章，作为反映抗战以来家庭与社会变动的一部“《神曲》”。另一方面，老舍本人也积极地参与到了自己作品的对外译介中来，借此实现文化层面的“对话”。

夏志清给浦爱德写信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可以从后者那里借阅《饥荒》书稿，以供研究之用。当时，他仍然在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但《四世同堂》未曾完整发表过，此前已经出版或连载的只有前两部和《饥荒》的前20章，一共87章，而由浦爱德和老舍合作翻译并在美国出版的英译本《The Yellow Storm》(《黄色风暴》)其实是经过文化“转运”之后的版本，曾被出版社大幅删节和改动。

不能窥见此书全貌让夏志清颇为遗憾，但更为遗憾的是，老舍在“文革”开始时被抄家，《饥荒》手稿也随之散失。很多人认为，老舍的中文原稿已经被损毁，而后来出版的版本一直只有87章。1981年，译者马小弥根据英文删节版，将后十三章翻译成了中文，这成为后来通行的版本。

2014年7月，正在美国访学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在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见到了浦爱德与老舍合作的《四世同堂》英译全稿，除此之外还有老舍本人的修改手迹、示意图和译名表。赵武平判定这应该是最接近《四世同堂》本来面貌的版本，很快便开始了将译稿进行回译的工作。

“就是像修葺古旧建筑那样，参照老舍原著的语汇以及行文风格，用‘修旧如旧’的近乎刻板的笨办法，利用我整理出来的‘老舍词汇表’，把译文中所有的专有名词以及非老舍语言习惯表达尽可能全部替换下来。”说起艰辛的回译过程，赵武平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2017年9月，《四世同堂》全本终于出版，比通行的版本多了十万多字。这部写于特定历史时空的长篇巨著本身便带有老舍思想转变和写作转型的种种烙印，而在英译和回译的过程中，又经历了文化差异和社会语境的刻痕。它的中文原稿随着老舍的离世和手稿的散失而消亡不存，但通过浦爱德、马小弥和赵武平等中外译者跨越70年的文学“接力”，老舍的精神原貌和小说内容得以保留，并最大限度地复原了。

老舍赴美与《四世同堂》的英译

抗战胜利后，老舍没有立刻回北平，而是选择留在重庆，继续写作《四世同堂》的第三部，也就是《饥荒》。他当时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总务部主任，这个组织被认为是文艺界团结抗日的一面旗帜。

作为“文协”实际负责人的老舍，经历了思想和写作上的转变，在文学创作和文艺实践方面非常活跃。1944年，老舍开始写作《四世同堂》，试图借助北平一个普通胡同里的居民在沦陷时期的不同选择和境遇，来映照抗战大势下的国民百态。当时纸张紧缺，只能用手工纸和草纸，此时，习惯了钢笔写作的老舍不得不改用毛笔。

1946年1月，老舍收到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参加“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去美国讲学和访问交流。除了老舍，邀请对象还包括戏剧家曹禺和漫画家叶浅予等。此前，文艺界名流郭沫若和戏剧家丁西林等人曾应邀访问苏联。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这些文化层面的互动被后来的很多研究者认为带有意识形态层面的意味。当时，老舍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抱有期待，希望中国也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

当时，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已经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甚至进入了畅销榜单。尽管《骆驼祥子》的翻译为老舍的赴美做了充实的铺垫，但他对当时的译者的翻译方法和版权收入等持有不同意见。那位译者想要继续翻译另一部代表作《离婚》，但老舍后来终止了授权。为期一年的交流访学结束之后，老舍没有回到中国，而是选择留在美国，一边写作《四世同堂》的第三部分，也就是《饥荒》，一边开始和新的译者合作，将《离婚》和《四世同堂》翻译成英文。《四世同堂》的译者就是浦爱德。

由于此前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过5年的汉语讲师，老舍对于翻译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和理解。在伦敦大学工作时，他就曾协助一名国外的翻译家，将明朝小说《金瓶梅》译介到英国。到美国后，他也曾用英文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断魂枪》改写成话剧剧本。对于老舍来说，这些积极的翻译实践有助于消除国外社会对于中国的惯有印象。《四世同堂》的翻译也同样如此。

为了有效传播，老舍认为在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应当对这部长篇巨著进行适当删减，“至少去掉20万字”。先由老舍自行对中文原稿进行删改和修正，使小说的主题更加紧凑，也是为了适应美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在最终的英译版中，原本计划写100章的小说最后只剩下了77章。

在老舍改动的基础上，浦爱德进一步翻译成英文。“《黄色风暴》并不是由《四世同堂》逐字翻译过来的，甚至不是逐句的。老舍念给我听，我则用英文把它在打字机上打出来。他有时省略两三句，有时则省略相当大的段。”浦爱德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回忆她与老舍合作翻译《四世同堂》的情形。

一开始，老舍本人对于浦爱德的译文并不满意，但后来成为老舍出版代理人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对浦爱德的翻译却赞赏有加，合作因此继续了下去。老舍认为，译文应该尽量考虑到美国读者的接受习惯，进行“归化”处理，但浦爱德的翻译方式却不这样，而是尽可能地还原中文的表达方式，因此被老舍认为有些“怪异”。

老舍认为，种种翻译策略都是为了让美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自己作品中的那种“刚性文化”，并让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他曾在其他作品中对这种“刚性文化”进行过阐释，“东方的义气，西方的爽直，农民的厚道，士兵的纪律”。具体到小说中，钱默吟原本醉心于文化传统，抗战开始后，习惯了写诗作画的手却拿起了刀枪。祁瑞宣则从一个大家庭的孝子同样站到反抗的行列中，变成了一名战士。

在翻译的过程中，老舍对风俗的描绘进行了处理，风景和心理活动也被删减，关于抗战活动的描绘则变多了，正义和勇敢等观念得到了强化，这其实也是被美国社会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就这样，传统的伦理和道德秩序在国与家的矛盾中完成了蜕变，而老舍在《四世同堂》的创作和翻译中对这种蜕变重新进行了文化“编码”。

政治的漩涡与删节本的回译

辗转之间，老舍在美国已经逗留了四年之久，而国内形势早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退守台湾，新中国终于成立。他收到了回国的邀请，带着《饥荒》等手稿，欣喜地踏上了返程。在美国的日子里，他有些苦闷，美国的社会和经济让他感到失望。另外，他觉得浦爱德翻译得太慢了，而自己急切地想要回到中国。

建国之前，《惶惑》和《偷生》已经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而远在美国的老舍除了《四世同堂》，也开始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的写作。“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老舍在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回到久违的故国，他也希望能成为新社会和新时代的“新人”，完成对自己的“改造”。

基于这种“改造”的心态，老舍对《骆驼祥子》等作品进行了改写。根据《老舍选集》1951年开明书店版的“自序”，改写的理由是“太悲，没有光明的出路”，而且“没有正面写革命者”。

1950年5月，《饥荒》在上海的《小说》月刊开始连载，时任主编是作家周而复。但是，在连载到第87章的时候，文末注明全书已“完”。就这样，《饥荒》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结束了连载。与此同时，《鼓书艺人》和《四世同堂》在经过删减之后，陆续在美国出版。

根据老舍夫人胡絜青和儿子舒乙共同署名的一篇回忆文章，突然结尾的原因跟《骆驼祥子》删改原因应该类似。在当时写给日本友人的一封信中，老舍透露道，“需要对《四世同堂》全部加以修改，因此第三部不宜发表。何时能着手修改还不知道。现在工作繁忙，无闲暇顾及。”

尽管《四世同堂》的结尾并不像《骆驼祥子》那样悲苦，但并没有突出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参与抗日斗争的祁瑞全和作为地下党的钱默吟等人只能看作是爱国者，这显然与1949年后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体系有所违背。

“应该说，这种处理办法在五十年代初是比较流行的，受波及的著作也绝非《四世同堂》一部。作家们都有一种自觉的接受改造的强烈愿望，诚心诚意地否定自己的过去，要脱胎换骨，要接受新思想。”文章这样写道。

“文革”开始后，老舍还是受到冲击。遗憾的是，此前赴美交流和生活的经历也成为了他的“罪证”。就这样，老舍在政治的漩涡中投湖自尽，而《鼓书艺人》和《饥荒》等手稿也最终散失，成为文坛上的一宗“悬案”。

1981年，翻译家马小弥根据删减后的英译版本，将缺失的13章翻译成了中文，发表在《十月》杂志上。马小弥本人是著名作家巴金的养女。翻译《四世同堂》之前，她已经翻译出版了同样“命运多舛”的《鼓书艺人》。

“一回生，二回熟，她的翻译笔调愈来愈有味了。译稿由语言学家吴晓铃同志最后审定。他们在翻译和审定工作中都力求接近老舍的风格，其用心十分令人感动。” 胡絜青和舒乙的文章里这样评价道。

此后的三十多年，马小弥补译的《四世同堂》成为了通行版本，尽管它与小说的本来面貌还有不小的距离。

英文原稿的发现与全本的出版

2013年5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来到美国进行访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所藏的老舍档案中，看到了老舍同美国作家赛珍珠和译者浦爱德的多封往来信件，内容多与《骆驼祥子》和《离婚》等老舍作品的翻译有关。关于《四世同堂》的内容并不多，更多的资料则保存在哈佛大学的浦爱德档案中。

一年多后，赵武平辗转来到了哈佛大学，在施莱辛格图书馆所藏的浦爱德档案中，见到了标有《四世同堂》(“Four Generations：One House1945-1948”)说明的数百页材料。译稿打印在几近透明的白纸上，除此之外，还包括通信、笔记和卡片等。直到这时，他忽然意识到，老舍原本的计划在实际写作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写了103章，除去已经发表的87章，还有16章。

为了将这16章回译成中文，赵武平做了种种准备工作，并在当年的11月正式开始进行翻译。他住在位于北京郊区的小汤山，通常早上四点钟就起床，利用这段最安静的时间，连续修订两三个小时，然后吃早饭，再到单位去上班。

在回译的过程中，赵武平希望可以尽量做到“形似”和“神似”，甚至“形神兼备”。但回译又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翻译。“要对原译者负责，还不能远离原著者。”赵武平在翻译后记中这样写道。因此，他制定了专门的流程：先根据英文译稿，将其翻译成中文，再参考《四世同堂》前87章和老舍的其他作品，根据他惯用的词语和表达习惯，进行替换和调整。除了成语、方言、俗谚，甚至语气词和标点符号也在赵武平的“修葺”范畴内。

2015年4月，赵武平辗转又回到了哈佛大学，再一次就英译原稿中的疑难之处，尤其是个别日语词汇的鉴别，特地请教了精通日语的美国学者傅高义等人。

翻译最终完成后，赵武平联系了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对方立刻将十万多字的译稿推荐给了《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收获》杂志编辑部决定临时调整发稿计划，将赵武平翻译的这十万多字译稿第一时间刊发出来。“几乎是加班加点，一边编辑，一边质疑提问，随时发给我核对原稿进行订正。”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赵武平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最终，译稿在《收获》2017年第1期正式发表。“这次老舍《四世同堂》英译手稿未发表部分经由赵武平发掘、整理、翻译后的重新发表，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孙洁如此评价道，“史料的发掘、整理、重组，有点像文物的修复，成品虽然不是作品本来的样子，却能指向作品本来的样子，指向曾经被抛弃、亦有可能被永远遗忘的文学史的片断。”

除此之外，结尾部分钱默吟的长篇“悔过书”引起了部分研究者的兴趣，具有总结全书的意义，但在翻译的过程中被删去了。“这其实是老舍的心声。”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谢昭新这样评价道。

在赵武平看来，这个版本之所以具有格外的意义，还与《四世同堂》的文学史评价有关。根据赵武平的判断，夏志清后来未能阅读到这部小说的全部中文原稿，只能根据已经发表的前87章和在美国出版的英文删减版进行评判。此后，《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在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很多作家和作品的评价甚至成为了“定论”。

在这部研究著作中，夏志清认为《四世同堂》的“‘视景’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在结尾的时候，还稍稍渗进了一点自由国际主义的色彩)”。“夏先生的小说史，对老舍《四世同堂》之前作品的评价，基本上是客观公允的。”赵武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他对老舍的指责，显然失之严谨，不是符合学术研究规范的做法。”

回过来看，为了适应不同的社会语境和文化心理，《四世同堂》的原貌在创作和译介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后来又在历史和政治的变迁中不断受到影响，甚至变异。这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本“旅行”终于暂时画上了终点，而原貌究竟如何，基本已经无从得知。

赵武平更认同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孙洁的观点。后者认为，“‘与其守株待兔，不如‘怜取眼前文’，让我们善待这部经由老舍和三位翻译家的持久接力逐步补缀出来的《四世同堂》，这历经70个春秋竟然会逐渐趋近完整的文坛奇迹。”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