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啸虞集《题渔村图》154×33cm

在一段时间以来，以出生年龄段来选择书法家策展成为一种手段，这有什么意义呢?可以让我们聚焦于在某一时间段里出生的艺术家的成长轨迹以及现代所表现出来的美学价值等等。中国现代书法发展至今约有40年，而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书法家几乎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介入到当今的书法活动中去了，伴随着书法发展的高潮迭起而不断成长发展。当代书法的发展历程是以展览参赛为主线的，所以，60年代书法家成名的最主要途径就是博弈、参展、获奖、成家。抓住了这一特性也就抓住了60年代书法家成名的最重要的特性。虽然其他年龄段也有如此的介入，但是像60年代书法家正好是自己的20、30、40岁年龄段的却是不多的，这个年龄段正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阶段。所以，对这一群体的书法家的关注和研究是一件极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一、对传统元素不断深入开掘

最早期的书法展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些对最经典书法作品元素的照搬照抄，那个年代，能把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书法家的作品写得活灵活现就是一种大本事。展览在不断深入，被关注的书法家也由主流逐渐发展为边缘、冷僻、生疏的一些为人们所忽视的书法家或书法作品。像陈海良曾经为了训练自己，可以从早到晚不停地写，写到几乎脱腕，由于为了避免让评委看见他老是采用同一种书体或同一种形式获奖，所以，他也由对孙过庭的小草书向杨维桢的章草、徐渭的大草转移和摸索，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确立和完善自己的风格。与他相类似的还有于明诠、洪厚田、王厚祥等。

二、勤于思考善于钻研懂得提炼的一代人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当代具有高成就的书法家不少在60年代出生。有一部分书法家在参展过程中更注重深化深入地研究，比如刘彦湖说：“我是从传统内部开掘出一种‘现代性’来，既是种对于旧有价值的拯救，但同时又让它真正在我们生存的时代产生意义。”据说他临写的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的碑额就是他自己杜撰的，很多人以为是新发现的考古发掘，能达到此种地步只能说他对传统的理解达到了深入骨髓的境地。从他的一些言语中我们可以发现具有东西方文化共融相通的意识是其将书法的传统性发掘得极为彻底的一个因素。与刘彦湖不同，陈忠康似乎是更为东方的书法家，他的获奖经历使得人们对他的技术水准的高度是毋庸置疑，他对经典笔法的概括，对书写对象的表现的细腻，以及将传统的气息和情绪掌控得十分到位。所以，他的不少小品几乎可以与古人抗衡。这也就是他在当代书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缘由所在。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李啸的身上，其实在当代的书坛要想在楷书上开出一个面孔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李啸将帖与碑融合，以帖为本融碑于帖，吸收北碑的转折特点同时把谨严精细的帖学笔法将书写的意趣表现得极为到位，既有古意也有创新，形成了自己别具个性特征的“啸楷”。

应该说穷尽手段去追求一种新的完美的境界是60年代书法家的一个特色。

三、艺术的多维度探索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60年代书法家中不少书法家的文化视野极为开阔，他们既有生活沧桑巨变的经验，也有艺术眼光的锤炼。他们有时会漫溢出单纯的书法领域，表现出自己另一面的风采，比如梅墨生，他大概是中国较早关注谢无量的书法家，不仅自己的作品风格中具有谢无量的特色，同时对武术、相术、中国画、现代艺术研究与评论的“多栖性”的人物。人们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不离传统和常变常新，感受到一种传统与时代紧密结合的艺术思想。而且还力求自己朝学术、绘画等方面开拓。他的这种多维度探索为这一时代的书画家确立了一个标杆。那就是书画家不仅仅是写字画画，而是一个学者和文化人。

又比如严弈端，书法表现风格上的触角延伸到徐生翁等比较冷僻的书法家身上，写出来的作品不落俗套而又别开生面，观之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他还是一个收藏家，在不断地收藏的过程中他开拓了眼界也提升了自己的艺术水准。又比如朱培尔就是以一种多元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艺术状态。朱培尔是从多个维度来塑造自己的艺术形象的，他在执掌《中国书法》杂志时，将篆刻、书法、绘画、汽车、房产、电子等各方面的知识柔和起来，使得他既专于篆刻、精于书法、长于绘画。也对各类文化知识有所涉猎，而这一切又丰富了他艺术的表现形式，他的篆刻于秦玺汉印，融合通汇，化古为今，追求自然，别出天趣。而他的书法强调性情，重于表现，信手写来，汩汩泊泊，一气呵成，独具个性，又完全符合时代气息。看他的作品心灵自有一番新的感受。

四、少数书法家已经臻达这个时代的顶峰

为什么说60年代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因为这个群体所经历的时间段和积累的各类经验使得他们无论在艺术成就和社会地位上都有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管峻，就是这个群体中最富代表性的一位。他那笔致绵邈，轻倩悠扬的表现形式将婉约派的唯美主义特性推向极致，在他疏横秀逸的点染和细腻优美的书写中成功地映照出古典艺术的精髓。管峻的楷书端庄大方，法度森严，把本来极易写得呆板无趣的楷书写得如此温润而有情调，同时又写出了个性，人称之为“管楷”;他的隶书以汉隶为宗，舒展大方，不卑不亢，一如正人君子，端雅、沉博、淹丽。比如他的草书，十分追求草法的准确性，法度的谨严为作品提供了技术的保证，而气息的自然流畅又为作品敷上了浓郁的人文色彩。他的花鸟画以恽南田为宗，以董其昌的南宗文人画为皈依，吸收了前海派书画中布局灵动、敷色优雅的特点，无论是丈二巨幅还是寸缣小品，都映衬出他极佳的掌控能力，观赏他的作品总有疏密得当、笔香墨艳、清风入抱、无不精究的享受。管峻是60年代书家中低调而不张扬，孑孑独行，心无旁骛的艺术家，以超强的艺术水准和谦和的待人态度执掌中国书法院，同时还被评为“十大青年书法家”和“中国十大文化人物”，都说明他已经获得社会的广泛赞誉和认可。

五、具有反思精神的一代

无论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群体，反思精神是极为重要的，那就是你在自己的巅峰时刻能够回眸一望，驻足沉思，这就需要一种认识和勇气，比如王家新，对书法的热爱是与他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他擅长行书，但行书似乎不足以表达激情，于是他选择了狂草。王家新的数十件书法新作赫然在目，这些作品多为八条屏、十条屏，字数多、尺幅大，气势宏阔，格调非凡。至少媒体上是这样表述的。但是，我最近读到有关报导，说他在写楷书，而且是推倒一切地从模写双钩开始重新临写经典，这就是让人很惊讶和很震撼了。只有具有强烈反思精神的人才会这么做。他说他要把写出来的楷书与字帖几无二致，我记得当初白蕉也是这样说的。可见当胸中具有了抗衡古人之心，其艺术肯定是会大发展的。当然这种反思还会体现为一种批判精神，像白砥在很早以前就对二王帖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白砥对书法的理解，并不停留在“把字写好看”这点上。白砥认为，书法并不是仅此而已，它承载的是中国人对自然、人生的深刻体悟和理解，是一门载“道”的艺术。他认为二王流派刻帖、墨迹不及汉碑、南北朝碑沉厚、苍古。他觉得只有颜真卿、张旭比较接近。说明汉碑、南北朝碑“反”得极激烈，刚柔均到相当程度之统一，才能雄浑而古穆。如刚强而柔不及，则质燥，不耐看。今人不明古拙与怪诞之别，一概论之，自是对虚实之中和美层次高下领悟不深之故。结构若不见奇，则难古。“怪”乃奇之初级阶段，“古”则为终极目标。无有始之“怪”，则难终之“古”。而以整体空间论，则王字手札动静、虚实、对立协调恰到好处，险而能正，后人似无以及之。正是由于他具有深刻的美学见地，所以他能够把现代的构成意识运用到书法上，使得传统的书法中蕴含的具有现代感的元素被激发了出来。所以，他的独体字作品特别具有现代的设计感，也具有极强的震撼力。这就是一种笔墨的力量。

60年代书法家也逐渐在迈向中老年，今天我们把注意力投放在他们的身上，是因为他们中具有太多的优秀书法家。而且几乎都可以成为一种范本来作为大家研究的对象。这个群体的无穷的创造力已经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相信60年代书法家的笔墨的力量会继续让我们感觉到惊讶和震撼，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