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

俗者，日常和常识，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以物质为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雅者，非常和异识，琴棋书画，茶香花石，以精神为第一性，物质为第二性，是在俗的基础上的升华。

由物质的富足向精神的高雅升华，甚至在物质贫困的条件下也追求高雅的精神，这是一种“学习”，但学习同样的东西，学者的动机可以有不同。“古之学者为己”，学习并追求雅，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精神，上而为圣贤，下而为君子，修养自己的身心，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所以，他们的雅更表现为与俗的共生关系，玉从璞中被琢出来，决不把自己放到璞的对立面上。《诗经》以风、雅、颂为序，正是三者共生关系的证明。我们可以发现，宋代之前的高雅代表，以雅为正，“圣人亦类”，不同于俗人的仅在于他的“出类拔萃”而绝非奇异的“与众不同”。陶渊明是高雅的代表了吧?但他荷锄锄豆苗也好，与田夫野老村邻互为招饮也好，俗得很!包括韩愈、苏轼等等，除米芾等少数，绝大多数的士人，用黄山谷的话说：“平居无异于俗人。”他们是为自己而雅，以便“临大事”时能担当社会，而绝不是为别人而雅，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苏轼虽然说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但要他在竹和肉之间二选一，他选择的还是肉。

“今之学者为己”，学习并追求雅，是为了向别人炫耀自己的高人一等，以千古文人为典型。他们的雅，便与俗表现为对立的关系，避俗如避仇，成了玉便斥璞、仇璞。达则超尘脱俗，穷则愤世嫉俗，而以奇异、出格为雅，用黄山谷的话说，便是“平居大异于俗人”却没有社会的担当。从竹林七贤到李白、董其昌、徐渭、陈继儒、袁中郎、钱谦益、李渔、袁枚等，一个个风流倜傥，与众不同，高雅变为风雅，与俗人判然殊途。

仍用黄山谷的话，“平居无异于俗人”的雅，当然他连这个雅也不讲，而是讲“不俗”，是真正的“不俗人”;而“平居大异于俗人”的雅，是真正的“俗人”。

《红楼梦》中写到，妙玉请宝玉、黛玉喝茶，用“五年前的梅花雪”烹制，黛玉以为是“旧的雨水”，被妙玉嘲笑为“俗”。雅人对于烹茶的水是大有讲究的，大异于俗人!“五年前的梅花雪水”与“旧的雨水”乃至普通的山泉水有什么不同，俗人是不讲究也辨不出的，但雅人必须讲究而且能辨出，以此讲究和能辨可以炫耀于人。黛玉尚且俗，刘姥姥等俗人当然更不在妙玉的眼中了。恰好袁中郎的笔记中也记到他的一位朋友邱长孺，风雅之士，讲究并懂得不同水质烹茶的雅俗之分。东游吴会，购置惠泉水十坛命童仆挑回家中，童仆把名泉倾倒干净，挑着空坛回家，倒灌门前河水使满交差。长孺招邀名士们共尝名泉泡茶，一个个赞不绝口，认为与门前河水判若云泥。而近年见媒体上外国讲究葡萄酒的品位，是上流社会的专利，尤其以专业的品酒师为辨微知著。结果，同一瓶酒倒为三杯，品出来的结果竟然有高下之分!故知凡自标风雅以讥笑俗人的雅，大半是自欺欺人的玩意。所以说“平居大异于俗人”的雅士，实为真正的俗人。唯有雅俗无分别相的“为己”而雅，才是真正的高雅。

2016年故宫日历的“历”，也属于自标风雅以表示自己高于俗人的“雅”。类似于太行山的“行”，究竟读“杭”还是读“形”?“回”字究竟有三种写法还是四种写法?无不可以为“平居大异于俗人”的雅士们装腔作势，拿来作为讥笑“俗子”的好材料。

“雅”的本义有五：一正确规范;二高尚文明;三美好;四平素;五极、甚;作为乐器、《诗经》的六义之一、书名、酒器不论。俗的本义有三：一社会习俗;二庸俗;三佛教称世间和在家为俗。“为己”而雅是针对庸俗的，以修炼自身向正确规范、高尚文明等等提升，更好地奉献于社会世间的大众俗人。“为人”的雅是针对社会习俗的，以标榜逾出社会公序正确规范和高尚文明的自以为是。所以对于张岱“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的风雅生活，不能简单地评价它的对还是错。如果是“为己”以利人，则何尝而不可取，如果是“为人”以利己，就不免沦为天下俗人第一了。文人雅士每以唐宋画家画、重彩画为俗，而以明清文人画、水墨画为雅。事实是，前者中，固有俗品，而后者中，俗者更铺天盖地。我曾指出，中国画中，兰竹本为世间清品第一，到今天却成了天下俗品无二。原因便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