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墨盒，现在年轻人与之关联的第一反应就是打印机。如果墨盒缺粉又有立刻要打印的文本，令人抓耳挠腮的场景很多人都不陌生。不过，时间若是往后推移个七八十年，境地可能就不一样了，往墨盒里添少量的水，还可将就用些许时间，但那时的墨盒与现代科技社会的墨盒完全是两个物件。

上周本版刊发《徽章铭记的抗战历史》，引来不少藏友的关注与讨论，在记者的微信圈中，藏友们发来了不少关于抗战题材的收藏品，其间就有已逐渐远离当代人视线的旧时文房小器物———铜墨盒。

铜墨盒上的抗日烙印

“还我河山”、“读书不忘救国”两件墨盒，器形上一方一圆，但从中透露出的是当时文化人士对抗战的态度与决心。微友“愣青”说，这些抗战时期的号召语，道出的是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

据介绍，铜墨盒是软笔(毛笔)书写时代末期的产物，盛行于清代中后期及民国年间。它作为盛装墨汁之器，因小巧且方便携带，曾一度深受历史时期文人墨客的喜爱，几成文化人的必备之物。

“九·一八”事变后，无数爱国志士以不同的方式投入到抗战洪流中。其间，江苏学者周承忠从相传为南宋民族英雄岳飞手书的，《吊古战场文》(唐代诗人李华所著)碑拓中，取“河水荥带，群山纠纷”之“河”、“山”二字，又取“秦没而还，多事之夷”之“还”字，“奇中有异于仁义”的繁体“羲”中的“我”字，组合成“还我河山”四字，并配以岳飞的落款和图章，形成了一幅号召国人抗倭救亡的激励题词，勉励华夏儿女像岳飞那般精忠报国。之后，“还我河山”一语也成为当时影响最广泛的抗日救国号召用语之一。

“读书不忘救国”这句名言，出自近代教育家、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首任校长马相伯先生。他在一次毕业演讲中，慷慨陈辞，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激励学生们发奋读书，报效国家。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虽然铜墨盒已淡出现代文房用具的行列，但这些名言警句依然警醒着我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晚清文人的时髦之物

铜墨盒作为文房用具，在历史上流行时期不过一两百年，是一种典型的近代文具。据近现代知名史学家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中所述，“大约始于嘉、道之际”。不过，就其出现的原型传说，却是一个十分具有爱意的红袖添香的故事。

历史上，文人墨客书写、绘画，桌案上离不开砚台和墨锭。这两件颇具份量和体积的器物而言，即便再小，在携带上也不是很方便的事情。旧时的富家子弟读书、赶考，多有书童陪伴，可见原因一二。嘉道年间，有一赶考秀才，其妻怕他携砚不便，临行前研了许多墨并将它装入盛胭脂的粉盒内，又将墨汁浸入棉花，以防墨汁洒漏。不想，效果奇妙，该秀才不但携带轻便，这一充满妻子爱意和寄托的墨盒，也让他答题极为顺利……于是，考生们开始纷纷效仿。不久，市面上出现了专卖的墨盒，并出现了雕工精湛又不易毁坏的铜制墨盒，盒中吸墨的棉花也换成了蚕丝。至光绪前后，铜墨盒已成为刻铜艺人的一门手艺，一些知名文房经营店铺开始叫卖刻有自己堂号的品牌墨盒。

虽然民间传说关于墨盒出现的时间上是否精准不得而知，但从目前遗存的墨盒实物和相关史料看，其内容却也合情合理。清末学者震钧(唐晏)的《天咫偶闻》中曾载：“墨盒盛行，端砚日贱，宋代旧坑，不逾十金，贾人亦绝不识，士夫案头，墨盒之外，砚台寥寥。”由此可见，晚清时期，铜墨盒已成为文人雅士爱用的时髦之物。

“朝花夕拾”看收藏

鲁迅先生曾用“朝花夕拾”来命名自己的散文集，意思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回忆童年故事。早上掉落的花，傍晚的时候捡起，意味着回忆以前点点滴滴的生活与情感，这是一笔深藏许久的财富。其实，在收藏中未尝不是这样一种感觉。

铜墨盒从出现到兴盛再到退出书写舞台，前前后后也就约200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可谓短短瞬间，但其间在推进民间工艺及提高办事效率等方面所起到的特殊意义是不可替代的。正如镌刻着抗战用语的墨盒一般，很多时候，它们已然成为具体历史时期的实物见证，向现今未尝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述说着当时的社会状况、面貌。

铜墨盒的兴盛期始于清代光绪年间，当时铜墨盒作坊增多，市场对制作工艺的要求随之增大，作坊堂号已成为较量的主要手段，其间较有名气的有万礼斋、京明斋、古松斋、明远阁、来薰阁、同古堂、淳菁阁、荣宝斋、一得阁等，时至民国有的已是响当当的百年老店。如今，铜墨盒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汇聚着绘画、雕刻、文字于一体的这一文房小器物，所记录的那些历史片段和往事，依然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审视，在“朝花夕拾”般感受中，获得前人的智慧，去对话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