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会自然地用和过去不同的方法来处理题材

2017-12-20 12:13:51         来源:北京晨报 |0   

虽然这些年电影市场增长得特别快,但陈凯歌拍片的速度一直都很慢。即将于本月22日上映的《》,就花了六年时间才得以完成。在这部电影里,陈凯歌以妖猫引发的案件作为线索,将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与杨玉环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再现了原著小说作者梦枕貘对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描述——像一个熟透的苹果,就要落下来。陈凯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大唐气象的把握是整部电影最难的部分。至于对杨玉环命运的关注,与他一直以来的艺术风格吻合,因为在他的电影里女性和少年从来都是主角,也都是正义的一方。

电影·大唐气象最难把握

之前《妖猫传》北京首映式上,原著小说作者梦枕貘,郑重感谢陈凯歌把他笔下的大唐盛世完美呈现在大银幕上。《妖猫传》试映后,观众对电影所呈现的唐朝都城长安也心向往之,忍不住像行走在长安城里的日本沙门空海一样感慨:“这才是真正的大唐风流!”陈凯歌却说,这备受认可的大唐气象,是电影最难把握的地方,他为此重新修建了一座唐城。

记者:为什么要修建一座唐城,而不是采用绿幕的后期特效来展现长安城?

陈凯歌:这些天总有人问我,说陈凯歌你是不是对唐代特别有感情?或许吧,毕竟父母从小教我念唐诗。在我看来,中国历朝历代之中,唐代是更年轻、更开明开放、更自由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时代用绿布景特效来拍,我觉得不现实。特效炫技之处在于可以把真的拍得像假的,但我追求的是真的,而且3D也会破坏中国文人画的美感。建一座唐城,对于我来说更好,从摄制成本上反而是降低了。

记者:和修建唐城比起来,拍电影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陈凯歌:唐城的修建是从长安的两个肺开始的。长安的东市、西市都有两个湖,两个湖的位置确定了之后,才有中央大道——朱雀大街,150公尺的一条大街,历史上有记载的。唐朝的时候长安有108坊,夜里有宵禁,但是坊内是热闹的、自由的,没有人管。修建唐城、设置情节都容易一点,气氛不好实现,就像花萼相辉楼里举办的极乐之宴,极尽绚丽繁华,后面马嵬坡是衰败寥落。这两处场景前后呼应,也展现了大唐的荣枯。

人物·女性和少年是正方

杨玉环在电影里出场的次数比不上探索妖猫案件的空海与白居易,却是核心人物。刘昊然扮演的白龙,虽然影片过半才出场,同样至关重要。陈凯歌总结说,在他的电影里,女性和少年通常都是正义的一方。

记者:电影里杨玉环的命运,比原著小说里更悲惨,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改编?

陈凯歌:这部电影要表现的首先是大唐盛世,这是电影的母题。但对我来说,这还不完全够。即使在盛世大唐的时代,依然存在着应该存在于世上的好与坏,这就产生了副题。而人似乎只有少年的时候,才能只问对错,不问利弊。于是就出现了白龙与杨玉环的关系,我不认为这是爱情。

我的电影里有两类人物占据了正方,女性和少年。在传统男权社会里,女性一直处在弱势,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多时候女性只是被作为工具使用的。四大美人,没有一个不是被当作工具使用的。

马嵬坡,杨玉环明知这是骗局还是选择面对。她知道玄宗的难处,帮他完成了骗局。某种意义上讲,她是牺牲的。再回到极乐之宴花萼相辉楼的台子,那其实是一个祭台,杨玉环是献祭品。在我看来,杨玉环是在开明的大唐里,比较时尚地站在潮流前面的女主角。她是唐的代言人,而当一个国家衰败的时候,不需要代言人了,她的命运就急转直下。

杨玉环鼓舞了少年白龙,所以他深陷执念之中,30年追寻一个妄念,希望她活过来。我的电影里时时会出现少年意气,这也是我的电影里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代,种种的不公平,种种的黑暗,只有可能是年少的人站出来说:这是不对的。近代史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蹈海的陈天华,献身的谭嗣同,都是年轻人。和成年社会发生紧张关系的,都是年轻人。

记者:历史上关于杨玉环的出身有很多说法,拍《妖猫传》你为什么采用了她有一半胡人血统的说法?

陈凯歌:五胡乱华后,民族形成了新的融合。唐朝对所有的血统都采取了认同的态度。曾经有个研究历史的日本教授跟我说,唐才是真正的世界帝国。它的包容性、自由度,都是其他朝代没法比拟的。在唐朝,你只要会汉语,就可以考进士、做官。电影里的阿倍仲麻吕就考了进士,在唐朝做官。另一方面,这是一部有着奇幻色彩的电影,而且我认为杨玉环只能虚写,不能实写,在历史上她也是一个缥缈的存在。

创作·按自己的方式拍片

陈凯歌不是一个高产的导演,他的电影选角也通常不按流量走。陈凯歌说,自己不习惯按照大数据拍电影,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拍电影。

记者:在一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花了6年拍一部电影,是怎么考量得失的?

陈凯歌:电影是虚无的,但对拍电影的人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一个好朋友直言说“陈凯歌你很不行。30年应该拍40部电影,你只拍了14部。”这个没办法改,我只能用这样的方法拍电影,并从中感到极大的愉悦。之前首映式上,我说自己像托钵僧,的确是有感而发。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以此赋予我的电影多大的意义,反而要感谢电影让我人生有意义。

记者:在挑选演员上,你会受到流行的方法,比如流量、大数据影响吗?

陈凯歌:这部电影的演员、副导演,我是第一次合作。他习惯了大数据的工作方式,所以我们之间有一些磨合。我的情况跟其他导演不一样,尤其是有的年轻导演,很多时候是投资方对他的要求,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要求。投资方依据什么来判断戏能赚钱呢,就是流量、大数据。但实际上我是希望谁合适谁来演,我没有这方面的压力,这是我比较幸运的地方。我自己都觉得拍这样一部戏,如果用流量明星、永远出现在八卦新闻中的明星,反而会让观众产生强烈的违和感。稍微有一点距离和陌生感,反而是一件好事。

记者:你创作的时候会专门考虑年轻观众的口味吗?

陈凯歌:我很难刻意追求年轻人的喜好,一个时代就是一个时代的人,改不了了。现在的年轻人是键盘和手指的一代,是通过网络游戏建立自己世界观的。但并不意味着和他们没有沟通的渠道,我拍摄过程中一直在学习。电影拍摄的手法差不多十年一个周期,拍摄的时候我会特别自然地用和过去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不同的题材。这部电影我也请了特别年轻的小朋友看,是能接受的。我的两个儿子岁数不大,拍摄现场也会问问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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