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艺。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秦汉文、盛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古希腊戏剧、文艺复兴时期绘画、欧洲19世纪小说……留下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为人类精神生活提供了丰厚滋养，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艺创作获得丰厚土壤，也肩负伟大使命。我们约请文学史家，观照人类历史上那些文艺高峰，探索高峰崛起的历史条件、发展规律和实践经验，为繁荣新时代中国文艺、筑就文艺新高峰提供历史镜鉴和思想启迪。

——编 者

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唐代，进入历史上的高峰期。诗坛上出现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代表着唐代诗歌最高成就;文坛上也出现韩愈、柳宗元两位散文大家，开启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中国散文繁荣时代。唐代之所以可称为文学高峰，不但因为产生了这些足以雄视百代的大作家，令后人难以超越;更在于众多各有专精独诣的名家留下大量经典作品，至今广为传诵，历久不衰。那么唐代文学的高峰是怎样形成的?对于当今的文艺建设是否仍有启示呢?

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很多，有些时代条件是难以复制的。例如唐诗正处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抛物线中点，各种诗歌形式已臻于成熟同时尚有变化的余地，各类题材也有较大开掘空间，作品往往具有恰到好处的天然魅力。但唐诗之所以能达到高峰，也有文人们的自觉努力，其中有些因素仍然值得当代文艺工作者思考。

启示之一：

一代文人为时代而创作的使命感是文学高峰形成的前提

唐代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在治乱两种不同的时世中，文学都取得了极高成就。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文人们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都能将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具有为时代而创作的强烈责任感。例如初盛唐是社会走向兴盛的时期，文人们能站在观察宇宙历史变化规律的高度，对时代和人生进行自觉的思考，将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转化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健康乐观的情怀，创作出能充分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从而形成文学繁荣与社会繁荣相一致的盛况。陈子昂的《感遇》38篇，通过“幽居观天运”思考人类生死、朝代兴没、世情播迁，探寻自己在“天运”“物化”中的位置，寄托了冀遇良时、奋发有为的壮心。开元诗人以同样的思维方式观察天道人事，感到的则是“明圣不世出”“千载一遭遇”的庆幸。这就大大拓宽了创作者的胸怀和视野，激发起及时建功的热情，以及对光阴的加倍珍惜：“日月千龄旦，河山万族春。怀铅书瑞府，横草事边尘。不及安人吏，能使王化淳。”“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放眼千载，满目河山，无论是在朝廷、边塞还是地方，都可建立使人民安定、风俗淳朴的功业。站在这样的高度观察时代、审视自我，使开元诗人树立高远的人生目标，也使他们的诗歌情调更为爽朗，境界更为宏阔。

正是在这样的思潮中，李白在《古风》其一中提出乘时而起的创作主张：“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唐玄宗早年励精求治，李白也和多数诗人一样，认为开元年间已经复兴了尧舜垂衣而治的太平之世，看到才子们纷纷乘此时运，各展才能，像鲤鱼一样跃过龙门，写出文质兼备、光彩辉映的诗歌，自己更是希望像孔圣那样总结一代的政治文化，令著述照耀千秋。李白在此赞美盛唐诗坛群星灿烂的盛况，表达盛唐文人开创“文质相炳焕”一代诗风的共同使命感，以及登上文化高峰的强烈自信心，正是出于不愿辜负“休明”时代的自觉性。

而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处于家国兴亡的危急关头，写下大量忧国忧民的传世名作，同样是出于“忠臣词愤激，烈士涕飘零”的创作激情。他怀着期待国家中兴的热切希望，用诗笔记录这一历史时期所有重大事件，并深刻地揭示出人民在官府诛求和战场血泊中呻吟的苦难命运。正因如此，他的诗歌被后人誉为不朽的“诗史”，在千载之下仍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唐时期，白居易更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时的唐朝已经处于衰世，诗人们面对的是一个陷于多重矛盾和危机中的社会。因此白居易指出诗歌的作用是“救济人病，稗补时阙”，并以许多讽喻诗广泛触及中唐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力度都是后人所不能企及的。由此可见，无论是盛唐还是中唐，文学高峰的产生都与诗人们为时代而创作的自觉使命感密切相关。

启示之二：

文学高峰的形成与文学风气和文学形式大力变革有关

唐代诗歌和散文都是经历不断的革新才达到高峰的。以诗歌来说，汉魏六朝诗以其开创性成就为唐诗奠定基础，在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等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但是由于齐梁陈隋时期诗风愈趋浮靡，唐朝为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从开国之初就将政治革新和文风革新联系在一起。

从初唐到盛唐，诗歌经历过三次重要革新。其主要方向是提倡诗歌文质兼备，核心内涵是发扬比兴寄托的风雅传统，肃清浮华绮丽的文风。初唐四杰在继承贞观功臣理论主张的同时，针对唐高宗龙朔年间“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诗风，明确提出要廓清诗赋的“积年绮碎”，强调刚健的气骨和宏博的气象。他们本人的创作以广阔的视野和远大的抱负引导了初盛唐诗歌的健康发展。

继四杰之后，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建安气骨，肯定革新诗歌的关键在于恢复建安文人追求人生远大理想的慷慨意气，批判齐梁诗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倡“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诗风。他的《感遇》38首从内容到形式都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

到初盛唐之交，两位先后在开元年间任宰相的政治家兼诗人张说和张九龄更进一步提出作文要风骨和文采并重，典雅和滋味兼顾，鼓励多样化的内容和风格，并提出盛唐诗歌应当以“天然壮丽”为主的审美理想。张九龄继陈子昂之后作《感遇》12首，用比兴寄托的方式表现了坚持直道和清节的高尚情操，并提出乘时而起、功成身退的处世原则，这些思想对盛唐诗人的影响最为直接。

经过这三次革新，建安气骨在开元中为诗人们广泛接受。政治气象的更新又促使诗人们把共同的时代感受反映到诗里，并意识到他们渴望及时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正是建安气骨和时代精神的契合点。所以李白才会将歌颂“休明”时代的“大雅颂声”和“建安气骨”并提，以建安气骨为核心的“盛唐气象”也正是这样形成的。所谓盛唐气象，就是开元时代那种蓬勃的朝气、爽朗的基调、无限的展望、天真的情感，这正是盛唐诗特有的魅力所在。到天宝年间，由于朝廷政治变质，李白又写下《感遇》《拟古》《古风》《寓言》等一系列运用比兴抨击现实的诗歌，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夕揭示出盛明气象下隐伏的政治危机，大大深化开元诗“风骨”的内涵，将盛唐诗歌革新推向新的高潮，杜甫、元结等批判现实的诗歌也同时汇入这一高潮。可以说李白和杜甫都在革新的潮流中达到他们成就的最高点。

以散文形式的变革而言，中国古代散文的第一个高峰是在先秦两汉时期，但当时文学、哲学和史学没有分家。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兴起以双句为主的骈体文，讲究声律、对偶、辞采华美和使用典故，由于南北朝时期文学观念发生变化，对文学形式和艺术技巧的探索更加深入，骈文便逐渐取代散文。南朝文人又提出要把应用文章和文学作品区分开来，散文只能在少数历史地理著作中保留一点自己的地盘。唐代骈文更加盛行，又大多用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变得越来越空洞浮夸。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极盛转为极衰。不少文人认为国家动乱的根本原因是儒家思想的衰落，儒学衰微又和浮靡文风的流行有关。所以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文人纷纷起来反对“俪偶章句”，提倡恢复上古时代的淳朴文风。但他们推崇的古文，主要以古奥的典诰之文作为最高标准，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文体既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也无法在文学性和艺术表现上与骈文争夺优势，这就使其散文成就受到局限。

韩愈和柳宗元意识到要以古文表达儒学之道，首先必须对古文自身进行革新，并自觉担当起创造新体散文的历史使命。他们在学习先秦两汉散文基础上，广泛吸取前代各种文学形式的艺术经验，根据当代口语提炼新的散文语言，创造出以奇句单行为主，有条理、有规律，适宜于说理、叙事、抒情的新散文。在他们的指点和影响下，涌现出一大批古文作家，这种新散文便成为中唐以来最流行、最合用的文体。后来北宋欧阳修等散文大家继承韩柳的革新精神，进一步将散文导向平易自然的方向，才出现我国散文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由此可见，唐代诗歌和散文高峰的出现与文人们革新文风和文体的自觉努力密切相关。当不良的风气和形式影响到文学健康发展时，总有一些有识之士出来力挽颓风。经过几代人前后相继，最后才会出现既有清醒的理论认识，又有创新能力和过人才华的大家，总结前人得失，推动文学变革，使之登上新的高峰。摆正文与质的关系，要求形式为健康充实的内容服务，反对绮靡浮夸，提倡宏博刚健、朴素自然的文风，则是这一系列革新始终坚持不变的方向。

启示之三：

唐代诗人善于提炼具有普遍性的人情，表现人生共同感受，使之达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因而在百代之下犹能引起最广泛的共鸣

人类的社会生活、阶级属性、时代环境虽然千变万化，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至少是本民族共有的情感体验，例如乡情、亲情和节物之感等等。中国古诗为大众接受度最高的多数是盛唐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盛唐诗人既能在日常生活中捕捉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道过的感受，又能以透彻明快的语言将其概括为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体验：“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乡太久以致儿童不识的情景寄寓着人生易老的深刻感触，这正是多少人老来还乡的共同体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诗家喻户晓，也是因为诗中望月思乡的情景是天下游子都经历过的时刻;“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去春来、花开花落的无限启示，是人们在节物变换时常有的感慨;“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既是王维的心情，又超出了时空地域的局限，为后人所共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是高适勉励友人的高唱，又成为后代留别题赠的格言;“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日落归山、黄河入海的壮伟景象，激起诗人再上一层、放眼千里的万丈豪情，又蕴含着登高才能望远的人生哲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乱之中亲人的平安消息比什么都珍贵，这个道理高度提炼了人们在同类境遇中共同的体会，因而成为后世常用的成语。

这类诗歌多数是绝句，富有乐府民歌的新鲜风格。民歌本来大多就是人民的集体创作，表现的是当时个人还没有脱离民族生活及其旨趣的思想情感，因而“能代表一种民族情感”。盛唐绝句取法于民歌的这一创作原理，同时又比民歌更自觉地在人民生活中提炼出共同的民族情感，其语言之纯净，情韵之天然，体现了最高的诗应是最单纯、最概括并最富于启示的艺术本质。因而易记易诵，广布人口，历千百年之久仍能触动人心，又如才脱笔砚一般新鲜。

与这类表现人生共同感悟的作品同样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是唐代山水田园诗，其高峰也出现在盛唐。山水田园诗不仅以高雅的艺术品格成为后世绘画、园林等各种艺术的审美典范，而且体现了中华民族重视天人关系的理性精神。人与自然环境能否和谐共处，是全人类在任何时代都要面对的问题，这是唐代山水田园诗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山水诗和田园诗因玄学思潮的催化而形成于晋宋之际，因而自诞生之初，就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内蕴。在老庄自然观的影响下，文人们认为宇宙万物的运转有自己的规律，自然之道蕴含在天地山水草木的变化之中。而要观察自然之道，必须使心胸澄明，在清虚静默的观照中“坐忘”，遗落一切，心灵与万化冥合。这就使山水田园诗形成人与自然合为一体的基本旨趣。因此表现人对大自然活跃生命的深沉体悟、向往回归自然的淳朴和纯真，是山水田园诗的基本主题。

从南朝到唐代，与其他题材相比，山水田园诗的表现艺术发展得最为充分，而且解决了中国美学中的虚实、形神、意境、兴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为中国诗歌确立了一种极高的审美标准。尤其盛唐山水田园诗，意境优美，气势壮阔，反映了繁荣开明的盛世气象，能唤起人们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给人以生活哲理的积极启示，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其成就更是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继的巅峰。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唐代文学高峰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但以上三方面至关重要。在登临巅峰的过程中，唐代文人追求完美和高远的精神风貌，可能在当下尤为欠缺，因而对今后的文艺建设最有启发性。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