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记者如约拜访了家住杭州南山路的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俞守仁。身形清瘦而俊朗，这是我初见俞老师的印象。天气寒凉，他绅士地招呼我进屋，递上一杯热茶，桌上是早已摊开的杂志、剪报以及手写文章，有的纸张已微微泛黄，承载着时间的痕迹。从1959年夏报考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到1963年夏的平生第一次远行，在上海乘京沪直快到北京“赶考”……我一边翻看着，一边听俞老师慢慢讲起悠悠岁月中他求学和任教经历中的点点滴滴。

【艺术家简介】

俞守仁，1942年生，浙江桐乡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史教研室主任。196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1973—2003年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参与编写《中国美术通史》(任分编主编，该书获得“中国图书奖”)、《132名中国画画家》、《中国美术名作欣赏》、《雕塑绘画鉴赏辞典》等。

浙美附中591班的难忘回忆

美术报：您是1959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俞守仁：1959年夏，我报考了浙江美术学院附中被录取了，当时4个班，140人。不过以后陆续淘汰了几乎一半同学。到毕业前，只剩下两个班了，我在591班。

我刚进附中时专业课第一张素描，画石膏几何形体的组合。我对西画的“焦点透视”一窍不通，“近”大“远”也大，专业老师毫不客气，打了“2”分。当时的我心跳脸红，恨不得钻到地下去。本来画画是自由自在、非常快乐的事情，从此，对我来说，画素描变成了心怦怦直跳的“苦差使”。第一次由老师带着在涌金公园里对着湖山画水彩，对“冷暖”、“调子”全不懂。中国画所谓“青山”、“绿水”、“白云”，我倒是不学自通。后来的素描，画一些铝锅、茶壶、脸盆之类，毛病还不太明显，到画石膏头像，什么“海盗”、“伏尔泰”等，出现的毛病就更多了。关键是对西画的“体面”、“结构”等不理解。什么叫“整体观察”，我不懂。已经到了高二上学期，还是没有多少进步，内心的焦急和苦闷可想而知，直到王流秋老师教我们班时，才出现了“转机”。

当时莫朴、王流秋、张怀江等几位老前辈、老艺术家进入附中，成为上世纪60年代附中艺术教学上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王流秋先生在附中这段时间，全身心投入到艺术教学中。和别的年轻老师不一样，上课时，王老师常与学生一起作画，这样可以让学生了解整个作画过程，增加感性认识。在王老师的认真教学、亲切鼓励下，我们的素描逐渐有了起色。1961年，在画一幅老人头像素描时，我慢慢地懂得了“整体观察”。把眼睛“眯”起来看，在灯光下，对比强烈的部分，黑白效果及大的结构关系就会显露出来，而那些局部观察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细节”变得模糊不清了。我不再不动脑子地画了，而是仔细地研究老人头部的“结构”。近处看，退远看，左边看，右边看，结合旁边放着的头骨，对额头、眼窝、颧骨等关键部位，以“体面结构”观念去分析。我终于“开窍”，懂得了“整体观察”和“结构”的观念。非常吃惊，这幅老人头像，王老师给打了“5”分，这是我第一次得到高分。连班上那些素描高手都投以惊异的目光。这一头像素描，被作为优秀作品留下了。

张怀江先生也教过我们，他辅导我们的创作(小构图)。当时我的一幅反映现实生活的小构图被《浙江日报》编辑选中，不过还不够完善。张老师亲自动手帮我修改，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稿子未被采用。张老师瘦瘦的，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说话带有浓浓的浙南口音，总是十分地和气，从未见过他严厉地责备。张怀江老师的许多版画作品，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深邃的境界，手法上吸取民间剪纸等传统艺术。张老师是一位杰出的版画艺术家，改革开放后，又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张老师不幸在1989年去世，我记得好几位同学写过纪念他的文章。

马玉如老师担任我们的专业课老师，大约是在高三至高四时，主要是上色彩课，记得当时是进行水粉画半身人像作业。马老师的油画、水彩别具一格，不遵循西画强烈的冷暖色调，似乎倾向于如传统中国画似的“固有色”，却蕴含着丰富的色彩内涵和诗一般的气韵，不过这并不是我那时就能体会得到的。我的色彩感觉，在班上只能保持中等水准。过了约20年，上世纪80年代的附中，重新招生，马老师担任校长。当时我在学院教中国美术史，马老师希望我能为附中学生开些讲座。我答应了，讲中国美术史专题，大约有十次。

美术报：当时附中除了素描色彩教学之外，还有哪些课程?

俞守仁：附中的中国画教学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当时的老师有周沧米、朱颖人、白凡、张品操、姚有信、朱恒有、许铁铮等，印象中诸涵老师那时教素描。周沧米老师在五九班教学时间较长，还带我们下乡到绍兴东湖农场。周老师主攻人物画，其作品形象生动，笔墨精彩，速写本领也很高。记得当时周老师用石印复制了唐代周昉《纨扇仕女图》的局部，人手一幅，供我们临摹，了解传统人物画的线描功夫以及造型、构图等技巧，然后是从白描人物到工笔设色人物写生。自然，那时不进入学习水墨写意的技法。

周沧米 在阳光下 纸本设色 1964年

王流秋 野菊与迎春花 布面油画 2003年

俞守仁谈国美的早期教育和史论建设

教室里有周老师本人的习作、作品以及高年级同学优秀作业的陈列，以供参考借鉴。周老师那件人物画作品《送儿当红军》，至今仍然印象深刻。花鸟画同样是白描工笔写生，是否周老师教的，我忘了。山水画放在最后，朱恒有老师首先让我们临摹一幅传统水墨山水画，然后每人交一幅写生山水画。周沧米老师是那时附中中国画教学中非常出色的一位老师。印象中五九班在中国画方面当时有出色表现的有吴自强(吴声)、金鉴才等。

附中高四时，分出一个“国画组”，我不在其中，记忆已比较模糊了。总之，附中毕业后，许多原来不在国画组的，也画起了中国画。当时还有“图案”课，李维老师教的，李老师后调至杭州教育学院。教过我们专业的还有黄裳、金一德等老师。不过像金老师，教我们的时间不很长。回想起来，当时附中的专业老师还有张友陶、徐永祥、姚巧云、陈守烈、林以友、楼召炎、吴国亭、王自正、黄德义等。附中同届同学中，后进入油画系的王先强，曾任中国美院党委副书记，陈守义，曾任综合艺术系系主任。进入版画系的邬继德、李以泰都成为出色的版画家。

中央美院的“熏陶”

美术报：附中毕业后，有绘画功底的您为什么考了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

俞守仁：人不懂的时候胆子很大，要画什么就画了，懂了的时候觉得画得好是有难度的。其实回过头来看，画画和理论研究，真正要达到高度都是不容易的。1963年，是文革以前中央美院最后一年招生，国油版雕全部都不招了，就招美术史。因为当时别的院校没有美术史，只有中央美院有。于是我在1963年夏，从上海乘京沪直快进京“赶考”。当时主要还是考理论，画画是象征性的。那一年的美术史专业招了10个人，我很幸运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是当年唯一的京外生源。

美术报：中央美院的学习经历，对您以后的美术史教学和研究带来了什么?

俞守仁：我们1963年秋入学，教学秩序还算正常。当时的王逊教授，还不到50岁。美术史系系主任是金维诺先生，当时40岁左右。美术史系除常又明、冯湘一先生稍年长外，都是30出头的中青年教师，如张同霞、孙美兰，以及薄松年、李松涛(李松)、李树声先生;留苏归来的程永江、邵大箴、李得春先生;从翻译转向的佟景韩先生、考古专业的汤池先生等。中央美院著名的美术史论学者还有常任侠教授、许幸之教授、张安治教授和王琦教授。

主课中国美术史，按上课顺序，分别是：李松涛、金维诺、薄松年、王逊先生。同时开设的有汤池先生的“考古学基础”、孙美兰先生的“文艺理论”课(全院共同课)。彭鸣远先生的“俄语”课;商福家先生的“英语”课。“专业创作练习”由李松涛先生指导，政治课为全院共同课。绘画课分别由萧淑芳教、梁玉龙先生指导。

1964年，情况有了变化。记得冯湘一先生开设的“美学”课，邵大箴、程永江先生的“外国美术史课”只开了个头，不久就停课。1969年，中央美院66、67、68三届毕业生一百数十人全部下到河北宣化部队，回忆这一段长达4年多的生活，军训之外，什么重活、苦活、脏活都干过。1973年春，我们终于离开宣化，各自走上工作岗位。我于1963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读”了十年“大学”(1963年至1968年在中央美术学院，1969年至1973年在北京军区中央美院学生连劳动锻炼)。我们这一届学生百里挑一，确实相当优秀，被班主任程永江先生称之为“天之骄子”。只不过在中央美院的课堂教学少之又少。或许我们受到的仅仅是“熏陶”，而这股力量仍然是强大的。同班同学巫鸿后成为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教授，万青力则是香港大学教授。

中国美院的“历程”

美术报：1973年春，您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母校任教，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的史论力量是怎样的?

俞守仁：浙江美院的美术史论力量也相当强，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王伯敏教授，与央美金维诺先生南北呼应。另一位年长的史岩教授，在中国雕塑史、民间美术等方面研究深入，据金维诺先生回忆，还是他走上美术史道路的启蒙老师。

1973年我从中央美院进了浙江美院理论教研室，当时我31岁，在理论教研室是年龄最小的，当时有史岩、卢鸿基、王伯敏、朱伯雄、钱景长、严摩罕、谭永泰，后来杨成寅、林文霞调回美院担任学报负责人，后面又有欧阳英、潘耀昌、章利国、樊小明、任道斌、洪再新、毛建波等人。学校分配我教中国美术史，史岩是雕塑史、王伯敏是绘画史，那会儿一周有两节全院的中国美术史课，我和王伯敏先生两人分着上。王伯敏老师后来组织我们写的第一部著作是《132名中国画画家》，后来他又主编《中国美术通史》我也参与写了。当时理论教研室是包括文化课的，外语、文学都在一块，后来慢慢分出去了，文化课成立了基础部教研室。

朱伯雄老师和我是同一年分配到学校理论教研室工作的，朱老师教的是艺术概论。记得当时我跟他住在美院的小房间里，他非常用功，到晚上都在听电台的“英语900句”来学习英语。他掌握好几门外语，都是慢慢自学的。朱老师很多成果都是出在退休以后，他出了很多的书。他那本《世界美术史》最早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写了中国古代美术的一部分。当时北京的中央美院应该说总的力量较强，从早期来讲，有一个美术史系，我们只是一个理论教研室，应该比我们稍微强一点，但是后来王伯敏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通史》，再加上朱老师的《世界美术史》，这两个著作在中国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我从事中国美术史教学，从1973年至2003年，整整30年。与其他专业老师不同的是，我除史论系的课外，最多的工作量是全院的“公共课”，听课的几乎包括大部分专业的学生。我上过课的学生，大约有数千人，可以自夸为“桃李满天下”了。

中国美术史应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美术报：您对目前的美术史研究现状有什么看法?

俞守仁：现在的美术史研究从西方吸取经验，跨领域的探讨使得美术史的研究更加立体，年轻学者们确实能够以一种国际性的眼光来分析史料开展研究，提升了学术研究的层次，这是非常好的，写出来的文章一看就和我们以前不一样。我并不排斥年轻人对高层次学术的追求，但是也要防止一种现象，就是盲目崇拜，妄自菲薄。

西方某些科学技术走在我们前面，这个要肯定，但是不能绝对化，学术的东西，人文学科的东西，不同于科学技术。我们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应该也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我认为现在的学术研究应该要多元化，以外国人的眼光来看问题确实会让人感觉耳目一新，但也不排除其中的有些观点和解读是隔靴搔痒。退休之后，我看了很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多多少少都有这个趋势，就是以西方文史哲的方向在写中国美术史的问题，读到国画、书法等专业的论文时，总的来说还可以读懂，毕竟是实践专业出身，但如果是纯美术史论专业的论文，读起来就会觉得很费劲，或者是因为我的知识结构老化了，一些东西读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