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的北大教授许渊冲怎么没想到，自己突然之间成了网红。

自《开学第一课》节目播出后，央视主持人董卿采访老先生的文章在朋友圈刷了屏。让北大学子颇有些不平的是：人们更多点赞董卿的“三跪”，却多少冷落了这位长者的学问。

初秋的一个周末，北大畅春园的一栋小楼里，我们有缘走近许先生。

这是一套简陋的小两居，水泥地面，到处堆的是东西，逼仄的门厅迎来我们几个外人，顿时无法立足，只能赶紧把自己塞进小床对面的沙发上。正内疚地想着还没能跟许先生自我介绍呢，老先生已经拿着打印好的文章，愤怒地说开了。

没想到我们的采访竟是从一个不愉快的话题开始的。近日，许先生得知有人在网上诋毁他的“英文不过关”，甚至质疑他“抄袭”。从不上网的老人震惊之余甚为愤慨，一个半小时的访谈，许先生不断回到这个话题，不时质问：网络就可以不负责任胡说八道、不加核实污蔑别人吗?

我无法向老人陈述我们所处的网络时代。在秋季午后的燥热中，老人背后斑驳的墙壁，泛出古老的历史感。北大30多年，就是在这间陋室，许先生翻译了上百本中英法文经典，成为“诗译英法唯一人”，2010年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摘取翻译界最高奖项——国际译联“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120部中英法文译著，码成我们身后书架上浩浩荡荡的学术疆域。

自十几岁爱上翻译，70多年过去，什么样的逻辑能解构老先生的学术生涯?那些网上的“质疑”和“推断”，又有多少“证据”可以摧毁这样的日积月累?

作者与许渊冲先生在一起。

“贝多芬说得好，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能打破的”

人物工作室：

我看到书架上，有杨振宁先生捧读您《莎士比亚》译著的照片，听说他对您的翻译挺欣赏?还有当年您的老师钱钟书，是否也跟您讨论过翻译的方法?很多人说，你在翻译上打破了很多框框，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自己“传情达意”的翻译风格的?

许渊冲：

20世纪英国诗人艾略特说过，一个艺术家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地为了更高的价值而做出自我牺牲。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也说过，发现前人的弱点并超过他们，就是突破。我这一生，先是不断超越自我，学习别人，提高自己，最后做到超越前人，攀登高峰。

过去这96年，如果按照但丁《神曲》的分法，可以分为《青春》(1921-1950)《炼狱》(1951-1980)和《新生》(1980——)三部曲。概括起来说，五十年代教英法，八十年代译唐宋，九十年代传风骚，二十一世纪攀顶峰。也就是说50年代以前，基本是学习继承时期，同时注意前人的弱点，准备超越。80年代以前是改造时期，浪费了我生命中的黄金时代。1980年以后才开始我的超越时期，成了“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

杨振宁与许渊冲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对许渊冲的翻译比较赞赏。

虽然我得了不少奖，但从过去到现在，翻译界对我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争论，只要是不同流派之间的正当学术讨论，我都很欢迎。只要是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我都接纳。但有的人根本不懂翻译，说的都是无稽之谈。那个指责我“抄袭”的人，说我的翻译是抄自外国人罗兰的，但是这个翻译根本就是我当年的老师方重教授的作品，他出版之后给我看，我说您翻的这个好是好，但是不押韵，我就修改了一下，最后的结果是方重教授是觉得我翻译得好。我觉得自己的翻译是追求鲁迅说的：意美，音美，形美。

我在翻译上打破了很多框框，对此国内有些争议，认为我的翻译与原诗差别较大，意译的成分较多。按照他们的观点，忠实原文逐字翻译最好，翻不好也没关系。但我认为，翻译的忠实不仅要忠实于形式，更要忠实于内容。内容形式统一时，我不离开形式;内容形式矛盾时，我选择内容。如果我的表达形式比逐字翻译的形式更能传达原文的内容，那我会选择我的表达方式。

我的翻译理念，也是逐步形成的。上个世纪三十年，翻译作品流行全国，鲁迅的直译很为进步作家所接受，对我影响很大。但我读了直译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不喜欢。我喜欢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喜剧，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小说，比如朱译的罗米欧和朱丽叶，最后两句“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谁曾见这样的哀怨辛酸?”几乎可以说是胜过了原文(原文直译：世界上的恋情没有比得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句“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影响之大，也可以说不在原作之下。从前人的实践来看，我认为直译不如意译。

西南联大第一个开《翻译》课的是吴宓先生，1939年暑假我听过吴先生讲翻译。大意是，翻译要通过现象见本质，通过文字见意义。不能译词而不译意。当时我听了十分认同。我觉得吴先生的译论与鲁迅先生的不同，而我更心仪前者。根据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译可译，非直译”。

除了吴先生外，钱钟书先生提出翻译的“化境”，对我也有影响。他在《林抒的翻译》一文中说，“译者运用‘归宿语言’超过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都有可能性。”上面说的朱译和傅译就说明了这种可能。但并不是说译者文笔优于作者，而是说“归宿语言”(译语)的历史比“出发语言”(源语)更悠久，内容更丰富，具有一种优势，而译者充分发挥了这种优势，就使译文胜过原文了。钱先生在给我的英文信中说，“你当然知道罗伯特·弗洛斯德不容分说地给诗下的定义：诗是‘在翻译中失掉的东西’，我倒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无色玻璃的翻译会得罪诗，有色玻璃的翻译又会得罪译”。

在我看来，无色玻璃的翻译重在求真，有色玻璃的翻译重在求美，但是翻译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真。钱先生权衡之后，认为与其得罪译，宁可得罪诗。所以他为了求真，宁可牺牲美，他认为无色玻璃般的翻译比有色玻璃般的更忠实于原文。我却认为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是主观的作者所写的客观现实，无论作者怎么求真，主客观之间总有一定的距离;译者主观翻译的时候，无论如何努力，和客观的原作又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不一定大于作者和现实之间的距离。由于译语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不一定比源语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更大，这就使译文有可能比原文更忠实于客观现实。其次，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既真又美，译文如果只求其真而不求其美，能算是忠于原文吗?

钱钟书。

人物工作室：

听说1999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的10位教授，提名您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位评委给您回信，称您的翻译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样本”。您回信说，诺奖一年一个，唐诗宋词流传千年。您是如何有这份底气和自信的?

许渊冲：

诺贝尔奖只说明评委那十几个人喜欢这个作品，我不把这个看得很高。如果读者看了我的书觉得人生更美好，我觉得更有意义。

记得西南联大期间，我读朱光潜先生的书。他讲孔子《论语》第二章“从心所欲，不逾矩”时说，这也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应用到文学翻译上来，“从心所欲”就是可以自由选择最好的表达方式，“不逾矩”就是不违反客观规律。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前者高于后者。中国译论主张只要不违反客观规律，可以自由选择自己认为是最好的表达方式。所以是积极的。西方对等论主张对等的翻译原则，适用于中西文学翻译，因为中西语文只有一半可以对等。

比如法国名著《红与黑》中，市长用高傲的口气说了一句话 J’aime l’ombre 对等论译成：我喜欢树荫。优势论者译成：大树底下好乘凉。前者批评后者不忠实，不符合对等原则，因为原文并没有“好乘凉”的字样。后者批评前者只忠实于原文的词，而不忠实于原文的句。因为市长是用高傲口气说这句话的，对等的译文有什么高傲的口气呢?“大树底下好乘凉”则是市长把自己比作大树，可以庇护大家，这才可以显出市长的高傲。贝多芬说得好，“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能打破的”，这是中国译论高于西方译论的一个原因，也是我在翻译中坚持“意美、音美、形美”的原因。

当然这种翻译方法，至今仍有争议，但我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这一点也得到认可，我翻译的《楚辞》被美国学者誉为“英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西厢记》被英国智慧女神出版社评价为可以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媲美。我翻译了《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等中外名著，是第一个获得“北极光”奖的亚洲人，我把这个看作是对中国文化的肯定，也是对我的翻译方法的肯定。我认为，文学创作是创造美，而文学翻译则是为全世界创造美。就文学翻译而言，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标准。

“要是李白活到当世，也懂英文，必和许渊冲是知己”

人物工作室：

您说过您做翻译，是要让中国的美成为世界的美。但要让世界领略这份“美”，需要尽量弥合中西方文化的表达差异，您能否说说在翻译中，如何努力消除文化的差异和隔阂?

许渊冲：

中国诗词往往意在言外，英诗却是言尽意穷。中诗意大于言，英诗意等于言。如果言是一加一，意是二，那英诗就是1+1=2;而中诗却可能是1+1=3。如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这句诗，如果只表示春蚕到死才不吐丝，那就是1+1=2;如还表示相思到死才罢休，那就是1+1=3;如还表示写诗要写到死，那就是1+1=4了。更别说“丝”与“思”通这种奇妙，又该如何向西方人传递?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以最精确、最优美的方式传递给世界大众，何其难也。

比如，唐代李白的《静夜思》，中国人看到又圆又明的月亮，就能想到故乡。外国人没有这种文化背景，他怎么可能明白呢?若是按字翻译成，向上望看到月亮，低下头想到故乡。外国人肯定想中国人写的这到底是啥玩意，这都能叫做诗?我翻译时，把月光比作了水，英文译成“月光明亮如水(a pool of light)，沉醉在乡愁中思乡的人(drowned in homesickness)”。用水把月亮和乡愁联系起来，文字上又有英语的优美，他们就理解了。 1987年，我的英译《李白诗选一百首》出版，钱钟书先生的评价是，要是李白活到当世，也懂英文，必和许渊冲是知己。

许渊冲家书架一角。

叶公超先生在他的《散文集》中引用了艾略特的话：“一个人写诗，一定要表现文化的素质，如果只表现个人才气，结果一定很有限。”其实翻译也是一样的，最终体现的是文化素质。两种拼音文字可以对等翻译，但与汉语就无法对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关关”实际上是咕咕声，但我们的古人认为闭口音不好听，改成加一个元音的开口音。外国人如何能理解这一点?他们干脆翻译成了“关关”。而我的翻译是咕咕，鸟叫声，与《诗经》原意契合。翻译其实就是要带领不同民族的人穿越文化障碍，对另一个民族的文学经典，不仅“知之”懂得其真，而且“好之”发现其善，最好是“乐之”感受其美。如果把“千山鸟飞绝”翻译成“一千座山”，把“人闲桂花落”翻译成“懒懒的人”，如何能体现天地之间纤尘不染的那种孤独寂静、以及花开花落听之任之的那份闲情逸致?

中文诗歌的意蕴太复杂了，一首诗几乎都有多重意思，外国人很难理解的。比如《诗经 采薇》中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向被认为是《诗经》中最美的诗句，应该如何翻译才能完整传递这种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过，一切景语都是情语。“依依”不但是写杨柳飘扬之景，更是写依依不舍的征人之情;“霏霏”不但是写雪花飞舞之景，更是写征人饥寒交迫之情。如果就按照字面翻译，达意而不传情，只能算是译了一半，这种时候传情甚至比达意还要重要。我翻译时，就译成：When I left here/Willows shed tear / I come back now/Snow bends the bough. 因为英文的“垂柳”是 weeping willow(垂泪的杨柳)，所以译文说杨柳流泪，既写了垂柳之景，又表达了依依不舍之情。雨雪霏霏，英译说大雪压弯了树枝，既写了雪景，雪压树枝又可以使人联想到战争的劳苦压弯了征人的腰肢。

与西方语言内容等形式不同，中文其实是内容大于形式的。现在中国翻译对等论盛行，这也是中国文化走不出去的原因之一。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在内的西方文字之间有90%可以对等，彼此翻译很容易。但中文不同，中文与英文的对等率不到50%，也就是说不对等的大部分就需要翻译来做工作，翻译后要不比原文差。中英翻译比英法翻译要难一倍以上。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翻译界，英国人法国人拿一个大奖，不是什么难事，但亚洲人很难。所以我提出的翻译理论，不是对等论，而是优势论。要想不比原文差，就要往深处想、往中国文化的内涵和优势上想。

人物工作室：

诗经论语之妙，唐诗宋词之美，是否不止体现为文学之美，也是一种东方之道，是中国社会人心政治的写照，因此西方理解中国，也需要从这些入手?能不能举例说说，翻译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影响。

许渊冲：

杨振宁是我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他在为我的回忆录英文版写的一篇序言中讲到，当年艾略特来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奥本海默在举行招待会时对艾略特说：“在物理方面，我们设法解释以前大家不理解的现象。在诗歌方面，你们设法描述大家早就理解的东西。”我的看法却是，科学研究的是一加一等于二，艺术研究的是一加一大于二。艺术本就意蕴无穷，中国又讲究“文以载道”，古典诗词曲赋中，隐藏着中国文化和哲学。这些方面，外国人未必能够理解，需要我们在翻译时将这种哲学加以呈现。

我曾翻译过《江雪》一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一定想不到他的这首诗，一千多年后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奥巴马提出医保议案时，民主党赞成，共和党反对，反对票超过赞成票。我在美国的儿子将《江雪》译文E-mail给奥巴马总统和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这位参议员本来反对医保议案，读完《江雪》之后，非常欣赏老渔翁清高独立的精神，做出了独立于党派之外的选择，改投了赞成票，结果赞成票超出7票。奥巴马专门寄信给我儿子，表达感谢。你看这就是中国古诗的魅力，可以穿越时空，跨越文化。按字翻译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也是我的翻译方法的好处。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最关键的就是翻译，翻译正确，打破文化隔阂，能让人看到我们真正好的东西。我还是那个观点，翻译不是只翻译形式，而是要翻译内容;文学翻译要变成翻译文学，因为文学翻译本身就是文学。

奥巴马的书信。

“我是一个享乐主义者”

人物工作室：

您曾经说过您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住在这样的陋室，过着简朴的生活，还不时被人批评质疑，您依然觉得快乐吗?

许渊冲：

西南联大时，听冯友兰先生讲孟子。说，“从其大体者为大人，从其小体者为小人。大体就是思想，小体就是欲望。谈到舍生取义，生是小体，义是大体”。那时我才20出头，当时就觉得讲得真好，听了才知道怎样做人。旁听了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后，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已经脱离了不自觉的“自然境界”，但又觉得“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也不能说明自己的思想情况，就巧立名目，来了一个“兴趣境界”，那就是自得其乐，兴趣使然。至今这种“兴趣境界”，依然是我的追求。工作若有兴趣，就有了内在动力，如果动力成了热情，那就可以取得出色的成绩。如果热情到了入迷的地步，做出的成绩就会出人头地。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美是最高级的善，创造美是最高级的乐趣。人人享受美的生活，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所以创造美的事物，使人人过美好的生活，那自然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了。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就是求真，这是客观需要;好之就是求善，善既是客观需要，又是主观需求。乐之就是求美，是主观需求。不求美并不会受到惩罚或伤害。但进入了美的境界，无论是科学上，道德上还是艺术上，人都可以享受到一种精神上的乐趣。如论语中说的“发奋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孔子，或者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的颜回，或“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 ，咏而归”的曾皙，都是自得其乐的例子。有人曾经问我如何看翻译这个别人看来寂寞的事业，我说翻译是和作者的灵魂交流，怎么会感到寂寞呢?我一生向着求美的标准努力，是典型的“享乐主义者”，怎么会觉得痛苦呢?

人物工作室：

西南联大是您最美好也最重要的经历。在那里，您遇到了自己一生的良师和益友，何以偏居一隅的西南联大能培养出你们这样一批中英文俱佳、学贯中西的大师?

许渊冲：

我曾经在《联大与哈佛》一文中引用《纽约时报》网站2007年6月10日的报道说，为了听课来哈佛太傻了，想和地球上最聪明的人在一起，你就来哈佛。我补充说，联大可以说是超过哈佛，因为它不仅拥有当时地球上最聪明的头脑，还有全世界讲课最好的教授。

当时的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1923年在美国同康普顿合作研究X射线的散射，使康普顿在192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理论界称为“顾氏变数”;历史系陈寅恪是第一个通读德文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国学者，提出“以诗证史”，代表联大一代大师品格。还有文学院的胡适、冯友兰、朱自清、沈从文，可谓群英荟萃。闻一多讲《诗经》、卞之琳讲《莎士比亚》，都有创建有新意。英文老师中，有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者吴宓，“英文比英美大政治家还好”(胡适语)的叶公超，学贯中西的钱钟书等。能追随这样多的名师，也是后世不好比的。

在西南联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钱钟书先生。他能化平凡为神奇，往往妙语惊人。比如他写了一篇《偏见》的文章，说“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的娱乐”。静水流深，其味隽永，余音绕梁。当年翻译《毛泽东选集》时，金岳霖译到“吃一堑，长一智”时，不知如何翻译是好，钱先生脱口而出：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原文只有对仗，具有形美;译文却不但有对仗，还押了韵，不但有形美，还有音美，真是妙译。后来我译《毛泽东诗词》译到《西江月·井冈山》下半阕“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时，就模仿钱先生译法，用双声叠韵来表达诗词的音美(Our ranks as firm as rock,Our wills form a new wall )。

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让文学翻译成为翻译文学，努力化平凡为神奇，化真为美。我知道做到这一点很难，但一个人如果有一百句值得后世记住的句子，也就够了。我现在还是每天工作，翻译莎士比亚，昨晚到3点钟，今天7点就起床。可以说天天和古人打交道，跟莎士比亚打交道，这是超越时空的交流，乐何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