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阮性山仅着字数行，称其擅设色花卉，尤擅梅竹，为西泠印社社员。中年病聋，忘世绝俗，专心绘事。著有《近代浙江画人录》、《杭州风俗志》、《阮性山画梅册》、《木石居诗集》等。然而，阮性山登上艺坛的最初信息却是转让藏品。

那大约是1939年间的事。唐云与朋友来楚生搭档出席各种笔会或举办书画篆刻展览。售画解决了生计，他开始涉足文玩古董的收藏。唐云收藏字画也收藏杂件。在某次朋友的饭局上听说有位叫阮性山的要出让一把老壶，而且是一把曼生壶。唐云灵敏的嗅觉抓住了这一信息。次日下午，唐云到老城隍庙的茶楼刚落座，朋友陪着阮性山如约而至。阮性山的外貌文弱恬静，是同乡而且也喜欢艺术，这让唐云顿生好感。当阮性山将紫砂壶放到八仙桌上时，其古朴的造型与滋润的包浆使唐云喜不自胜。他捧起紫砂壶欣赏，其造型应该称为合欢壶，其壶刻铭为——试阳羡茶，煮合江水，坡仙之徒，皆大欢喜——是陈鸿寿的风格。再看壶底，有“阿曼陀室”四字底款……这不是传说，是一把真正的曼生壶。唐云那个喜欢劲呀，抱着就不肯放手了。唐云让开价，阮性山举起四根指头。那时四根指头意为四两黄金，虽然是小两，但也是一笔巨款。唐云展现出只要自己喜欢的，纵使花费千金也不讨价还价的腕范。他让阮性山在茶楼略等，一路急跑，从朋友家借到一把散碎纸票，到钱庄兑成四两黄金，才喜滋滋地抱着曼生壶回家。当将宝贝捧在手上时，那壶上微温而不烫手的暖意传递于他的肌肤。合欢壶的深紫颜色，泛着一种青光，薄的胎坯，规整的造型，时代久远的色香之韵，顿然感到这壶留与他无限的情意，心中泛起的是画，是诗和音乐的思绪。他把觅得的第一把曼生壶视作标本，以此为开端，又陆续收进七把曼生壶。半个世纪过去，曼生壶拍卖价动辄逾百万。按时价计算，那把曼生壶可换25斤黄金。四两黄金可放在兜里，而25斤则要放满一只大保险柜了。后来唐云艺术馆成立时，八把曼生壶又成为镇馆之宝……

拨开历史的迷雾，1939年间的阮性山是迫不得已才出让藏品。那时杭州也被日本人所占，阮性山不愿出任伪职，隐姓埋名游艺于上海杭州之间。文史资料记载抗战期间西泠印社的其他人大都避居上海，是韩登安守护着西泠孤山的那片社产。其实阮性山也是守护者。阮性山的艺运不如唐云，画卖不动，也没多少人请他刻印，可一家老少等着开伙，他只能腆着脸面出让家藏。坊间怎么议论，他也不出面辩解。

1949年中国迎来沧桑巨变。与他同时守望西泠印社的韩登安后来被任命为政协委员，迈开了新社会的艺术人生。朋友们想起了这位话语不多的朋友，在马一浮、张宗祥等的推荐下，阮性山受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一者有了施展才艺的场所，再者每月领40来元的车马费，也够一家人开销了。对此阮性山非常感激，此后但凡上级下达创作任务，他都按时按质完成。但凡有年轻人向他请教，阮性山都会手把手地传授。当年吴朴堂19岁时曾为阮性山治印，遂致时誉。他欲拜师学艺，阮性山觉得自己的本事有限，为了让其更有出息，特地将吴朴堂介绍至王福厂处，使其成就了一番事业。又如郭若愚来拜师，阮性山知其也随郭沫若、郑振铎、邓散木等大家学习古文字和文物考古等，也不再推让，就书画金石篆刻等多方面给予指导，使其很早就在古文研究方面取得可观的成绩。

到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于1891年的阮性山已近70岁，但他仍能作画，耳聋后尤擅画墨梅。孔子说其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是哲人之言。一般而论，人到70岁时，该说的话说了，该做的事做了，已经到了含饴弄孙乐享天年的境界。可阮性山还要做一件大事，那是冥冥之中要他去做的。

众所周知，西泠印社经丁辅之、王福厂、叶为铭和吴潜等发起于1904年，经过10年筹备，才于1913年正式召开社员大会而成立。又经过印社同仁20多年的努力，至1937年前，印社的规模才基本形成，并确立了天下第一印学名社的地位。抗战期间一度停止活动。1949年后，印社中的主要成员大部分在上海，在杭州而资格最老、德望最高的就只有邵裴子先生。然而，西泠印社在杭州的一些老社员如阮性山、韩登安等，一直没有放弃恢复西泠印社，只是人单势薄，时机未到，不能如愿。到了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不少人认为，沉寂数年的西泠印社，也应该恢复了，就缺一个有资历、声望、学识和地位相当，而又热心的人出来呼吁并主持其事。

阮性山虽然年近七旬并且耳聋，但对复社之举超乎寻常地热心。他听不到别人在说什么，可他根据嘴唇的蠕动准确判断出说的是什么，然后给出自己的建议。经深思熟虑，阮性山提出请张宗祥先生出任新一任的社长。韩登安等虽然赞成，但不知张宗祥是否乐意。其中有一深层次的原因：张宗祥先生尚不是西泠印社的成员，但他与社中诸公都是老友。早在1919年，他任京师图书馆主任时，即与马衡(第二任西泠印社社长)过从甚密。张宗祥与邵裴子更是前清浙江高等学堂的老同事。那时张宗祥正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要职，对西泠印社的恢复工作十分关心。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此时即是。在1956年5月召开的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张宗祥适时提出了恢复西泠印社的提案。其内容是先恢复西泠印社门铺，销售印社中的印章印泥，兼售书画及碑帖之类，使友邦人氏和游湖者可得购买之便。这个提案得到了浙江省委和杭州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从此，西泠印社的恢复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在印社恢复过程中，当阮性山看不懂唇语时即写文字提问，理解后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并积极协助其他人等。他与潘天寿、沙孟海、诸乐三、韩登安等在不同场合纷纷上书陈情，为恢复印社奔走呼号。上述老社员们自动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公推张宗祥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在1957年11月至1958年11月的一年时间里，共召开了6次有记录的非官方筹备会议。有阮性山等人的建议和张宗祥的斡旋，有关部门批准了筹委会的一份企业性计划书，同意公助民办和自负盈亏的方式，先恢复西泠印社营业部。在营业部(就是后来在邻近湖滨的杭州书画社前身)开张之日，张宗祥代表筹委会作了社史小结和筹办经过的报告。其中的社史小结正是由阮性山率先起草的。

1959年，乘着国庆十周年的东风，杭州书画社开张营业，同时举办第一次书画展。第一炮打响后，复社工作有了实质性的进展。1961年9月，杭州市政府、市文化局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由杭州书画社具体组织筹办，印社的恢复提上了议事日程。10月，起草完成了恢复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并报杭州市文化局。1962年春，市文化局基本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在当年5月16日，在杭州市平海路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政府出面的专题讨论会，张宗祥、潘天寿、邵裴子、沙孟海、吴寅、朱醉竹、韩登安、陆维钊、阮性山等参加座谈。杭州市文化局局长孙晓泉主持会议。

1962年6月，西泠印社的活动场地有了保障，经过10个月的紧张筹备，西泠印社于1963年10月25日召开成立60周年大会。会议通过了新的印社章程，拟定了重振西泠印社的全面规划。会议期间，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张宗祥当选为社长。1963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西泠印社庆祝建社60周年并恢复活动的报道。在当时拍了张集体合影，注文中标明中排右六为阮性山。

虽然阮性山的身影有些模糊且渐行渐远，但他总算在历史上留下了雪泥鸿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