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斯里兰卡艺术评论家Jyoti Dhar凭借《Chandragupta Thenuwara:GLITCH+》斩获在上海民生美术馆颁发的第四届国际艺术评论奖(IAAC)大奖，来自中国的刘加强凭《展览的幽灵——关于出版物》和Sean Ashton《Natural Selection》分获二等奖。颁奖典礼后，在其后的“艺术评论的力量与未来”和“关于"回看"的当代立场与方法”两场讨论会，上海当代艺术界与艺术评论界相关人士就艺术评论的现场、对象与写作距离，艺术评论与新闻写作、社交媒体、重访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特选刊其中部分发言。

国际艺术评论奖嘉宾合影

“艺术评论的力量与未来”讨论会

艺术评论与新闻写作不同，它是为了促进艺术的精进

龚彦(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

评论文章是有预设读者的，对我来说首先第一个读者是作品的创作者，某种程度上他是最需要一个客观的声音在旁边告诉他下一步可以怎么走。新闻稿和其他文章，更多面向的是一个无法去限定的所谓的大众，目标是促进更多的文化的消费。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大的差别，一个是要促进艺术本身的精进，另外一个是为了消费的目的。

费大为（艺术评论家、策划人）：

批评的文章当然要和作品保持距离，产生一个有距离的批判性的观看。同时，批评者要非常懂作品，需要发现作品里的特别品质和寻找到作品的创造性。同时，批评者需要带领读者进入作品的内部去观察，去思考。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工作。

而新闻报道是没有这样的功能，它还是以纪实为主的，是把事实说出来。艺术批评更多的要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分析的能力。对于读者、一般的观众、艺术的观众和读者、和对艺术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讨论会现场

艺术评论的现场、对象与写作距离正在发生变化

李龙雨（艺术史学家、教育家、评论家和策展人）：

中国美术学院发布了一些数据：三年前只有3%的参观者会看宣传的手册，十年前则有7%。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什么?展览的性质和展览的参观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使得大家对于当代艺术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这些参观者不单单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是主动参与其中的艺术消费者。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在当代艺术世界当中，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些观众，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观众其实更希望通过讲故事和看故事的方式来看一个展览，所以这样一种讲故事的吸引眼球的方式，在全世界都行得通。

龚彦：

美术馆的观众在哪里，对我们来说是无解。传统的媒体，包括电视、广播这些也已经找不到曾经的那些观众、听众。相反可以准确定位的观众，是在我们更为广泛使用的网络媒体上和自媒体上。艺术评论的现场到底在哪里?它原来的现场是在纸面上，是在我们比较公认的学术环境里面。但是今天我们的传播方式、交流方式改变了，应该出现一个对艺术更有效的现场。看一个展览，每个展览都会印很多导览册，做得非常精细，放在入口，但是每个人都会拿一张，出门就扔掉。相反，如果是出现在作品旁边的解释或者是一段前言，再枯燥也会有人站在前面把它看完。好像某种程度上现在的艺术评论，哪怕是艺术解释，都变成了非常讲求实效的文字，它需要人们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找到答案，所以你必须把答案和答案阐释的对象并置在一起，这才是相对有效的。

费大为：

我觉得艺术批评之所以存在，还是要跟浮躁的趋势拉开距离，不能向快速消费这种状态投降，去迎合他们。

当然，一些文章的呈现方式是可以变化的，但是文章本身的内容、结构、文字本身的性质，应该保持严肃的批评态度，这是这个时代非常欠缺的。我不主张在内容的构成上去迎合快速消费的心态，应该保持更加坚决的、更加纯粹的态度去做艺术批评的文章。越是迎合市场的需求去写，越是没市场，别人也越看不起你。

展览“生声不息”

评论文或应回到古典时期、撼动特定人群

龚彦：

每个展览都是对一个特定的、假想的人群去策划的，所以我觉得评论文章某种程度也应该回到它的古典时期，它应该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它应该是有一种明确的目标，它要去改变或者撼动某一个特定的人群。因为只有通过这样一个很小的人群，掌握话语权，掌握一些有权力的人，才可能让这个历史推进。历史不是靠大众往前走的，而往往要靠非常小的群体往前变更。譬如刚读完马克思《资本论》的贝克特说要为马克思写一篇文章。某种程度上写评论文章也是这样，为一个真正的高手去写东西，然后还能撼动他，我觉得这是一个评论文章的意义和它的力量所在。

处在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时代，转型中的艺术评论并没有死亡

李龙雨：

现在的艺术评论是死了还是还活着，处在什么样的境界?我很同意的一点是，艺术批评当然没有死亡，但是它在转型，它已经成为了多元的形式。例如在美术馆中，每时每刻都有艺术评论的发生，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每日报告的形式了。

博客里，有一些文章的质量是不错的，有时候也会发现一些高素质、高质量的批评家。这其实是一个反向参与，观众反向参与到艺术评论当中。他们并不是立志成为一个严肃的职业艺术批评家，但是他们想要表达自己参展和看展的想法。我们需要倾听大家的声音，因为艺术评论再也不是闭门写作，而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的现实生活中的批评。

Henry Meyric-Hughes(独立策展人、艺术顾问、评论家、作家及编辑)：

皮埃尔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国电影批评家，他说在未来没有一个所谓的艺术评论这样的职业，而是应该横跨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当然不是生活在乌托邦，所以一定会有像博客、社交媒体这些新鲜的血液加入到这个世界当中。但是，在艺术批评这方面，还是要有严肃的高质量的艺术评论写作。

“关于"回看"的当代立场与方法”讨论会

重返历史引导艺术走向更加清晰的未来

朱青生(北京大学教授、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

文献整理对于我们的意义，就是我们在检验当时的评价是否有道理，当时的评论是否改变了这些展览的意义，以至于对我们现在是否还发生影响。

在7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如果有一个人打破了媒体的界限和封锁，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消息，他会不会改变整个的社会情况?我们说起来是在看艺术，实际上是在看一个突然从外面闯入的新艺术，继而怎么影响社会和观念的变化。我们今天举办展览的时候就会问三个问题，第一，它真的带来变化了吗?第二，它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变化?第三，我们今天可以怎么反过来评价这个变化?这其实是为我们将要做的新事情提供了一个坐标。

我们感觉到今天的新媒体和新技术正在带来社会的巨大变化，而这个变化会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更为清晰和光明的未来。艺术展览揭示的问题是事实不能揭示的，它是一种潜在的心态和飘荡的思潮，这些东西在任何事实中间都看不见，只有通过艺术展览，它才会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回顾的时候，实际上是整理自己的思路，然后有机会进一步做判断。

1979年1月底2月初“十二人画展”上海黄浦区少年宫展览现场

王春辰（策展人、艺术批评家、中央美院美术馆副馆长）：

无论中国的现实是如何的紧迫，就像冬天多么的寒冷。但是艺术还有它的意义。我对艺术抱有非常强烈的信心，尽管我们有很多的批评和怀疑。

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商业化和都市化的社会里，艺术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明确定位我们才知道批评是什么。我把艺术当做批评看待，把策展看作姿态的表达。

在现实面前我们有很多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也有很多艺术的处理和艺术家的姿态。艺术家给我们勾画了我们看不到的现实的紧迫性，这一点上，今天的中国艺术家还是有很大的创造力，我们无需怀疑他们的努力。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现实和传统有着巨大的隔阂和联系，所以为什么会讲到重访历史，就是现实当中我们看到历史的丧失、改变或者消失，所以我们在建构当下的现代化国家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历史当中，才能看清未来，这是我的构思和策展的理念。“重返”，就好像我们要回到我们失去的东西中，回到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滋养理念和态度中去。“重返”不仅仅是回到历史，其实是通过历史关爱今天，就像今天发生的事情跟我们以往所做过的或者经历的三十年的变化相关，与很多不配套或者不完整的政策和方式相关。

艺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也帮助我们去理解世界。当然，它具体的对于世界的关系的措施，艺术家不能给出一个完整的或具体的方案，但至少可以唤醒人们，让人们警觉这个世界，成为人们表达的一种态度。

讨论会现场

王春辰：

其实今天我们看艺术，并不是仅仅看到艺术的审美主义，我们看到更广泛的和社会的关联。重返是和当下关联的切近，我们往往将历史看作是今天的写照，这也是中国的以史为鉴、以史为镜的反映。

在中国有大量的艺术家在做真正的他们应该做的事，这一点恰恰是重返历史中我们所发现的。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也是为了发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也许未来的中国就是这样被书写和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