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张大千留下了很多“公案”，在大量的相关作品中，他也有很多面孔，也牵涉到了民国画家群的很多历史掌故。他曾面壁敦煌三载，将敦煌壁画传诸世界，但同时，又造成关于文物保护和国家文物外流的争议;他造伪画，发横财，但又毫不隐晦，自曝家丑;他被齐白石拒之门外，又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他曾与毕加索论画拍照，颇受礼遇;1949年，他选择去台，但最终又远赴巴西。他挥金如土，情爱无数;他当土匪，却乐做“雅贼”;他做和尚，却不肯受戒;他执教鞭，又拂袖而去……因为人放浪不羁，被傅雷评价为“江湖义气，可慨可憎”。

作家邓贤的母亲和张大千的女儿张心庆是同学，她们都曾在四十年代的成都华英女中和华美女中同窗就读。邓贤母亲还曾见过画家本人。邓贤写张大千，得到了很多第一手的史料。而关于文人画、关于张大千的去台、张大千的敦煌之行，邓贤都有独到的见解。在《五百年来一大千》这本书中，他秉持着不溢美不隐恶，不仰视不差评的创作态度，熔艺术、人生、争议于一炉，纳历史、画派、人物成一体，用一个张大千，牵出了民国书画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丰富话题，书写了一本或许可以充当“话题终结者”的张大千传，一个传奇画家的“精彩”一生。

张大千是不是国宝盗贼呢?我们看看邓贤《五百年来一大千》是怎么写的。

张大千

五百年来一大千(节选)

文 | 邓贤

一九四三年夏，张大千因为经济原因提前结束在敦煌的艺术临摹，遣散营地人员，画僧原路送返青海塔尔寺，自己则与家人门生一道告别敦煌，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返回四川。一路上画家还要绕道安西境内的万佛峡以及著名的麦积山石窟考察观摩，再取道陕西汉中入川，历时三年的“西行取经”终于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与来时画家队伍驮载的都是画具、粮食和生活用品不同，那时候他们面前只有茫茫戈壁和看不到尽头的取经长路，但是经过三载艰苦砥砺，张大千终于取回连车马也装不下载不完的人生收获和艺术真经。

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

大千西归的消息立即成为后方新闻，闹得西北沿途动静很大。许多喜欢热闹的市民还有政府官员、缉私警察、报馆记者都对这支取经队伍格外关注，他们感兴趣的原因多种多样，大多与艺术无关，而与负面的社会传闻有关。因为自从张大千赴敦煌面壁以来，社会上关于画家的负面新闻和小道消息一直爆料不断，诸如“盗窃国宝”、“破坏敦煌壁画”、“走私文物”等等爆炸性新闻和话题屡屡占据报纸显要版面。

还在画家第一次进入敦煌考察之际，曾在洞窟中发现一只裹着“告身”(即古代官府任命文书)的人体断肢木乃伊，经研究确认为风干状男性右手。通过“告身”文字可推断其为唐代一位名叫李君义的征西将军，因遭奸臣诬陷作战不力愤而斫手明志，因此它应是一件珍贵的唐代文物(包括告身在内)。但是不久外界便有鼻子有眼地传出消息称，缉私警察在张大千三太太杨宛君行李中查出裹着告身的木乃伊文物。

于是“盗窃国宝”的流言不胫而走。

有关这段无头公案的事实真相，除画家本人公开声明予以澄清外，并无官方言论予以说明。倒是后来出版的台湾有关史料表明，大千离开敦煌返川前夕，适逢“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张大千亲手将唐代木乃伊、告身以及经卷残片一并移交首任所长常书鸿。但是有关“张大千盗窃国宝”的负面传闻并未就此消散，它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鬼魅阴影跟定画家，直到多年后还为一些小报提供消遣谈资。

大千远赴敦煌期间有求于人的难处甚多，无论衣食住行、安全警戒、民工征集、饮水燃料运输、粮食蔬菜肉食供应以及采买材料看病救急等等，大都离不开当地政府支持。当时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安西、张掖等地远离中央政府，但是县、区行政机构建立完备，国民政府任命的各级官员也都到位行使权力，按理说国家权力的链条当在正常运转之中。

抗战之初的张大千画名在外，京、沪画界已有“北齐(白石)南张(大千)”之说。名气是把双刃剑，它带给画家红利的同时也难免为盛名所累，其一大烦恼就是应酬不暇。官员索要字画，俗称留“墨宝”，你能不给面子么?每到一地，如不留下字画你能走路么?其实画界有条不成文规矩，“索人字画等于抢人”，因为画家靠写字卖画为生，你去白吃白拿人家字画不等于抢人么?可惜多数官员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以为画家有求于己，所以专门指名索要字画。一旦索画者众多，画家如何应酬得过来?所以许多画家都在自家门上贴出明码实价的“润格”，等于抢先将白吃者的嘴堵上。

张大千手迹

张大千身陷北平时吃尽遭勒索之苦，那些大小汉奸特务日本官员个个都来强行索画，不给不行，尺幅小了不行，画得敷衍还过不了关，否则祸事即刻找上门来。画家终至于心力交瘁不堪忍受，这是他宁可拼死冒险也要逃亡的原因之一。而另一位京城画家齐白石则锁了院门躺在床上装病，他老人家宁可不卖画也决不低头弯腰应酬。凡此种种，也算得上“为名利所累”的一个版本吧。

大千初到西域之时，当地官员闻风而动趋之若鹜，倒不是他们真有多少艺术修养或者对画家心存景仰，而是慕名赶来索要字画。有些官员又很贪心，一幅尚嫌不够，转身又来索第二幅，还附带许多要求，比如尺幅要够大，画面上山水人物要多，还要赋诗题字，书赠某某台兄雅属、補壁之类抬高自己。张掖有个县长，大约觉得画家在敷衍自己，理由是画面上只有一两支荷花，竟要求添加两只鸳鸯，指定一只为红色，另一只为绿色。画家忍无可忍，毕竟敦煌不是沦陷区，中国县长也不是日本宪兵特务，所以当场拂袖而去不予理睬。

张大千手迹

与中国官场打交道是门大学问，其深奥程度绝不亚于数学和哲学。恃才傲物的画家张大千对此一窍不通，何况古来还有“阎王好交，小鬼难缠”的说法呢。

不肯迁就的事情多了，张大千就与当地官场结下“梁子(四川话，结怨之意)”，画家恶名也悄悄传播开来，许多磕磕绊绊的事情也随之发生。这些防不胜防的拆台作梗多是暗中发生的，没有台面上的把柄，理由也都冠冕堂皇，你明明知道这是故意刁难却哑巴吃黄连，如鲠在喉有苦说不出来。

还有种种关于张大千的流言蜚语，如盗窃国宝啦，走私文物啦，破坏敦煌古迹啦，原产地都在西北当地官场。它们如同一阵阵平地卷起的戈壁狂风一样，伴随画家一路走来再也没有停息过。

所以当张大千离开敦煌启程归川，沿途重重关卡道道盘查，每过一地都会受到当地官员重点“照顾”。虽未查出违禁走私物品，但是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事情还是层出不穷。张大千不得已多次电告重庆张群、于右任，恳请中央政府过问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作者邓贤，生于1953年，原籍湖北武汉，曾在云南边疆当知青七年。现在四川某学院任教授。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出版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文学十余部，主要作品有《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落日》《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大转折——决定中国命运的700天》《父亲的一九四二》《黄河殇》等。有《邓贤文集》多卷本面世，多次获全国各类文学大奖。多部作品被翻译在国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