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泰碑

假如没有《郭泰碑》，傅山的隶书水准将要打一些折扣。王朝宾先生讲明末清初的隶书时，认为它是“孤峰独峙”，即使仅从美学表征来看，完全可以同意这一评价。

《郭泰碑》的准确称谓应为《有道先生之碑》。原碑为纪念汉末名士郭泰而立，郭泰世称“有道先生”，原碑传为蔡邕撰并书。傅山之前，此碑已经数度重置而屡毁，而傅山所书碑今尚基本完好，存于介休后土庙真武大殿廊下。此碑是迄今为止仍能幸而得见的唯一一块傅山隶书原刻之碑(傅山当时隶书名碑以《霜红龛集》及其他线索可知者有《冠山婆碣》、《不为大常住勖哉之碑》、《毗荼羊记》等，悉数不存。另外，傅山的另一件铭刻隶书《明堂诗刻石》存介休市博物馆)，其在书法史中的位置以及历史意义应得到充分重视。

介休市博物馆藏有此碑早期拓本，存小篆碑额六字“有道先生之碑”(今原碑首已佚，藏本是目前所能看到唯一具额的藏本，且六字也可能并非傅山所书，其手札中曾称此前所立一石“前篆书颇可”或者移用原刻)，此为其准确称谓，为行文方便，下仍沿用俗称“郭泰碑”。以此拓本所呈可一并考察全碑的整体布局。现存碑体右下角缺六字，已依藏本字例补修;底部似有磨损，伤及碑侧王鼎起跋语;此碑整体风貌大致完整，历劫不磨，灵光可鉴。

《郭泰碑》碑体正面为傅山隶书蔡邕原文，计十二行，行四十字，恪守汉式，不具己名;而于碑侧以草书长跋记重书此碑始末、原刻考证及其一家三代隶书学习情况及心得。跋文辑入《霜红龛集》，其中所论书法部分多为人所引用。而其草书部分刻字极小，颇难识读，民国间邑人岳鸿举曾以楷书重录一过，刻石竖于其侧以便人们了解。在流传过程中，傅山的这件作品曾多次被误认为蔡邕所书原石，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知县吕公滋于碑文左侧加了一行说明，而所流传拓本往往将他的说明书有意割去，此皆缘于世人渔利之心。

此碑的书刻时间存在很大争议，各种著录矛盾处极多，经笔者做充分考察研究后，确定为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至六月间。此碑是应林宗祠墓的修缮工程而作。

清政府统治稳定后，地方文化逐步恢复秩序，开始重立典型以应民望，康熙十八年(1679)，介休邑人张基鞏倡修林宗祠。这件事情中，地方官吏也积极参与，《郭泰碑》碑阴刻有县令金一凤的诗、典史金应玉的跋语。金应玉的跋语说：“有道芳蹈，非蔡中郎不足以阐之。碑蚀风雨，手书残缺且废矣……今青主傅先生脱略宏词之召，可以继踪有道之累辞所辞。仍熟汉隶，以补之。”康熙“博学鸿儒”科试，傅山称病不应，被人以蓝舆送至京，仍以病返，折腾了一年多。清廷则表现为策略的宽宥，不但不予追究，且赐官赐匾。这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去，则显然是正面的接纳和表彰。而介休在修祠立碑这件事上，更因“征辟不就”这一点，直接理解为傅山与郭泰是同一品行。政治上正确是事情进入操作层面的前提。

怂恿此事的介休乡绅则早与傅山相过从。傅山跋语中提到三个人：董正绅、张珮、朱敏清。董正绅是当时介休士绅中的领袖，他家修过文庙，他自己后来也作为乡贤入祀，让人学习。其年龄和傅山相仿，他和张珮的字也是学傅山，按跋语及《介休书画略》的一些记载看，他们与傅山非常熟识。康熙十九年(1680)年末，傅山在平定“峪园”养病，介休士绅(据考可能是张珮)来访，再谈书“郭泰碑”的事，傅山送了一本《孝经》给他，这个人还看上了写就的“明堂诗”，一并索走;康熙二十年四月，前期工作准备完成，碑“磨停当了”，傅山找了离石籍的石匠王良翼、茹谦，带着子傅眉、孙莲苏一起赴介，现场指挥，安排筹措，具体由莲苏和茹谦负责双钩上石，王良翼负责刻制。傅山又写了叙事和疏证的长跋，随后去了冠山。傅山在跋语中谈到自己一家三世皆擅长隶书，而各有专攻：“余抚拟《百石卒史》，眉得《泰山太守》处多，亦间作梁鹄方严体，莲苏专写《淳于长》”“间尝与息眉，孙莲苏各以其手法书一本”(各写一《郭泰碑》底本)，此碑所采用即家本中傅山的作品，则傅山此书当是《乙瑛》碑(《百石卒史》)风格特征，这也是傅山所有隶书的一根主线;但查阅《霜红龛集》，则于《冠山婆碣》后复得其后记曰：“四月在介休书《有道碑》，用《淳于长》法……”(《陈批霜红龛集》傅山著，陈监先批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页600)则傅山又以《郭泰碑》作《淳于长夏承碑》的风格。二者孰是?我们看此碑的特点，则似乎二者皆包含其中，所以傅山之“手法”并非其分别之一体，而傅眉、莲苏之所擅更可以理解为其不同阶段追摹之所获而授之于子孙者。傅山所论所述需要有详细的讨论。

《郭泰碑》勒石之中，康熙二十年五六月间，金应玉带来了它的第一批观众。同为会稽山阴籍的名士、著名游记作家王鼎起率队来访。一行人在介休洪山、义棠等景区参观后，也同来拜观此碑的风采，写了精彩的观后感予以褒赞傅山“此番补隶，一片碑真敌得锦田几许也”(余鋐跋)。王鼎起同样是明之遗民，不愿用当朝年号，于是与傅山、李因笃一样，用了一个晦涩、文雅的纪年方式。此碑纪年诸疑从此种下。

傅眉的跋语为：“今行中郎隶书，惟《汝帖》‘定册惟幕’数字，及《夏承碑》耳。家君此书，盖斟酌于二者之间。”跋语所说斟酌《汝帖》与《夏承》，为后来诸家之评所一致认可。而傅眉表面的陈述下尚隐藏对傅山隶书水准的高度定位，即获得蔡邕之秘奥与真面。刻意“恢复”蔡邕几乎是历代以来隶书的一个理想，傅山的诗就曾亲呈其旨：“汉隶中郎想，唐真鲁国科。”(《即事戏题》)这不是泛泛之谈，都是切有所指的。傅山书此碑的态度也表示为“岂敢唐突中郎”，所以当傅眉说他致意或所处在仅余的两种蔡邕真迹之间的时候，无异于说理想变成现实，梦想成真。

这块碑艺术成就还应该分一些给石匠的高超技艺和把握能力，两位石匠和傅山用过的其他石工一样，皆有不错文化修养，茹谦并擅医。傅山十分注重铭刻的作用，也特别善于把握刻制效果。他与段叔玉讨论石刻处理的一些细节还能从各类载籍中见到。对于《郭泰碑》，以其高龄、远道跋涉和参与阵容来看，重视程度更数倍于其他，所以此碑铭刻成的实际呈现应符合傅山的要求。傅山而后，郑簠的字更多地施于纸帛，也更宜于纸帛之体现，这几乎成为隶书发展到现当代的一个总体趋势，书写性一天天强化、简牍书的日益重视，正试图改写明清际汉代刻石先入而成的对近代隶书审美的前期规定性格局，这个豁口从傅山、郑簠始。康熙三十一年(1692)，郑簠重书《郭泰碑》竖于林宗墓侧，与傅山所书并立，对比而言，从与幽幽清光下的石质更相谐和来看，郑簠轻佻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