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制器有“物勒工名”的习惯——即记名、记事、纪年等惯例，比如用玺印在陶器上戳盖而成的陶文，就是泥瓦制陶工匠在完工的成品上留下以备考核的印记。

陶文是个大家族，约有三种制作法：一是在陶制品未干时用印戳加盖印记，再入窑烧制(图1)。二是陶制品未风干入窑烧制前用制陶工具刻画签名或者题刻吉祥、祷颂词语以及各类应用、记事文字，或有烧制完工后再用锐器刻画而成的文字(图2、3)。三是模制陶器上的脱模文字(图4)。陶文以先秦、汉晋、南北朝时期艺术成就为最高，也因为这一历史时期的陶文含有大量工官督造、官职称谓、历史地理、文字学、计量和书体演变等丰富的历史信息，历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经陈介祺、黄宾虹、周季木、陈直、袁仲一等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的发掘研究，成绩斐然，备受专家学者乃至书画篆刻家、美术家的青睐，与“秦砖汉瓦”一样，以其异常丰富的艺术表现形态忝列为金石学中的一朵奇葩，堪供书法、篆刻艺术创作之取法，兹撷取其一二共赏。

先秦时燃油照明的陶灯用量大，因其形似青铜礼器“豆”而被称作陶豆，以燕、齐两地出土带有陶文的残器为多，完整器稀少，陶文一般印戳在豆柄部位。

图5的整器全形拓陶豆出自山东临淄的齐国故地，豆柄戳盖“城阳众”三字，文字的气息浑朴苍茫，线条遒劲凝练，结体的舒密、开张自在随意，欹侧有致。(图5)“城阳”当指齐国某地名，“众”字即为制陶工匠名。这件陶灯所采用的全形拓方式，发源于清嘉道年间，成熟于民国，发展至今，其制作技艺益发精致。这种用墨色的深浅浓淡来表现器物精确的三维图形，要求高超的椎拓技术和素描基础，完成一张全型拓耗时费力，但对于器物的传古如有照相般的立体效果，迥异于传统平面椎拓视觉感受，因为其独具的金石气，向为文人墨客所重。

图6是战国燕陶文拓片，为当时官府督造的陶量器残片。待考释文：从右往左竖列三行印戳分别为“徕剸敀贺”“右陶尹□疋器□”“匋攻怳”。其中的“剸”“贺”“怳”是人名，“徕”“陶尹”“敀”是官职名，“攻”通工，即制陶工匠。此器虽残，但为战国时燕国的监造制度和由国家掌控的度量衡标准器提供了文字和器物材质以及制作工艺的物证。同古玺印文字一样，这两件陶文可为先秦齐、燕古文字研究提供实物资料。两相比较，齐陶文有疏朗朴茂的开合节奏美，燕陶文则多了些温婉流畅的韵律，但相同的是其线条的硬朗犀利和盎然古意。

秦代的文字，除了近世发掘的竹木简牍，传世的刻石文字和铜器铭文寥若晨星，所幸关中地区近年陆续出土的陶文多少弥补了这个缺憾。采集于陕西长安秦汉故城遗址的秦代陶盆，胎体厚重，器型饱满朴实，“亭久”两字横向压盖在器物的腹部。(图7)此印细心钤盖，用力匀称，所以陶文的字口深峻清晰。古有十里一亭之制度，“久”字或指制陶作坊或制陶工匠名。“亭”字直笔稳重刚劲，“久”字斜笔活泼，动静相应，趣味天然。细品这两件陶文印戳用笔和结体的微妙区别，既可补秦篆真迹之稀少，亦可看出玺印文字由大篆向小篆演变并趋向成熟稳定之轨迹，细看线条中渐有提按用笔变化，是融入隶书笔意的迹象。除了加载其上的珍贵陶文，这两件陶器经历两千多年的劫难而完好无损，虽素面朝天但满身古朴沧桑，难能可贵有如奇迹一般令人感叹。

图8的四品陶文依次为1阳文“左工达”、2阳文“石癸”、3阴文“买”、4阳文“东□妻”均为秦以前玺印抑压而成的印戳陶文拓片，其中之第1、2品出陕西，第3、4品征集于河南。其中第4品陶文或有释作“东郭妻”的，与大名鼎鼎的“东郭先生”同名，真可令人莞尔一笑。这四方陶文虽字小如豆，但都朴茂雄强，线条凝练而神完气足，单字印或二、三字印的结构，分朱佈白尽得天机自然之趣，方寸间坐拥万千气象，一如禅语所谓的“一花一世界”。黄宾虹先生在论及古玺印时曾说：“一印虽微，可与寻丈摩崖，千钧重器，同其精妙。”先生的画名冠盖天下，书法和篆刻的创作气格髙古无与伦比，但他对于古玺印和古陶文的收藏研究却鲜为人知，所论反映出他识见的渊博，对金石的用功和理解至深。在对于古玺印和古陶文字互为印证的研究时他说“古陶拓片文字，既可实证玺印之用，书体中有雄浑秀劲约分两种，皆足为书法源流之参考。又刻笔画极细者，尤恣肆有奇致。”传统艺术书画印本质相通，技法互动。古人认为篆刻用刀当如运笔，书法亦为篆刻的基础。黄宾虹先生所论古陶书法，正是金石学研究的核心所向，体现出先生对于传统艺术本质的感悟和艺术造诣，并给予我们一个鲜明的启示：先生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识见的广博深厚，金石的修养和功力，兼收并蓄不拒“一印”的微观，何其重要。

（作者：周联一，系苏州书法家协会会员、绍兴会稽甓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