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敬祖先留下来的古籍

——国图藏“天禄琳琅”珍籍“未编书”整理侧记

2013年年初，国家图书馆和两岸故宫合作开展“天禄琳琅书目新编”项目，旨在摸清现存清宫旧藏“天禄琳琅”珍籍的存藏情况，通过新编存藏书目的方式予以揭示，同时为后续的“天禄琳琅”珍籍修复、书志撰写及编纂图录等奠定基础。

修复师李英在修复“天禄琳琅”藏书。记者 方莉摄/光明图片

国家图书馆是大陆收藏“天禄琳琅”珍籍最多的单位。其中，宋元本及版本、品相相对佳善的明本等已经完成编目，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复本或品相不太好的尚未编目，编目整理主要针对的就是这批“天禄琳琅”未编书。国家图书馆领导非常重视此事，安排程有庆研究馆员和我负责编目整理任务。程老师是资深的古籍编目鉴定专家，我则是新手，传帮带是国图培养年轻人的传统方式。面对未编目整理过的大批量善本古籍，刚开始我有“老虎吃天、何处下口”的感觉。项目做下来，心中踏实了很多：如何下手，如何做到有条不紊，如何用规范的古籍著录方式揭示出来，如何记录古籍的纸张、装帧、装具和品相等实物特征，都得到了严谨有序的训练，潜移默化为一种从事古籍工作的日常习惯。这种习惯既体现了国图老一辈古籍专家的绵延传承，更可春风化雨，沾溉年轻人沿着古籍之路继续茁壮成长。当然还有敬畏之心，这些珍贵的善本古籍历经风雨沧桑，流传至今，我们要保护好它们，因为它们是中华文化的忠实记录者。

在程老师的具体指导下，我就像挖掘未开垦的矿藏一样，每编到一种古籍都觉得新奇而兴奋。考虑到项目的重点是调查“天禄琳琅”珍籍的存藏情况，而存藏的依据则是彭元瑞等编的《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我们于是将《书目后编》著录的古籍按流水号编排，即每种古籍获得一个编号。编目中的古籍，据钤印和册数等特征经比对属《书目后编》著录某部者，相应地记录该编号，这样的好处是形成逐一对应的关系。有的古籍往往是“打散”的状态，某些卷在一处，而其余的卷帙可能在别的角落，而编目中并不能确定还有其他卷册留存。这就是所谓的编残本，不管有几种残本都会对应一个编号，全部编目完成后可根据同一种编号将残本补配在一起。根据编号的唯一性，还可以将散在大陆地区其他单位的残本补配在一起，这样就避免了很多周折，提高了工作效率。

解决了编号的问题，接下来是制定编目整理的工作用著录表单。程老师根据多年的经验积累，指导我著录表单，在反映古籍的基本著录细目基础上，还要力求详细记录每部古籍存藏的实物特征。一部古籍从版本到实物特征，从原始目录到现存的新编目录都得到了详细的记录，不仅顺利地按照著录表单完成了全部未编书的编目任务，而且还为后面确定修复方案、划拨修复经费等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编目整理过程中也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首先是有些古籍当年进馆时就已经产生霉烂或书页粘连的现象，仅有个别地方勉强能打开，只看得到数行甚至一行内的部分文字。无法判断该残册所属的卷帙，就不能准确地进行编目，同样也影响到“天禄琳琅”珍籍存藏情况的调查。我们利用电子古籍全文数据库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输入所能看到的几个字或词便会呈现该内容所在的卷目。一方面使编目更准确;另一方面也摸清了某部古籍的存卷情况。其次是古籍的鉴定问题，明嘉靖年间袁褧嘉趣堂刻的《六家文选》是复刻宋本，像极了，猛一看很“唬人”。还有清翻明初内府本，刻的字细致一辨却不是明初的那股“劲”。还有福建建阳的刻书，是宋末还是元初，是元末还是明初，都需要准确拿捏。我这名初学者显然把握不了，而程老师凭借一辈子丰富的鉴定经验，这些都逃不过他那双“火眼金睛”。

现在，大陆存藏的《天禄琳琅书目》初稿已经完成，包含绝大多数收藏单位的“天禄琳琅”珍籍的书影整理也基本完成。这份沉甸甸的目录，凝聚着很多同事默默无闻的工作，蕴含着脉脉的温情。礼敬祖先留下来的古籍，我们心里才有真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者：刘明 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02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