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故宫文物医院体验了书画装裱工序中的重要环节——托画心。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当时手中所持的是明代董其昌的《仿古山水册页》与清代画家余穉的《花鸟图册》。一时间，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联手讲述的中国书画装裱故事就传遍了全世界。

装裱是打开中华文化艺术的奇异门径

中国书画装裱是中国书画艺术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作为一件完整的书画作品，一般书画家如果不懂不亲自操作是不能独立完成的。

装裱是中国画特殊的展示方式，因为中国画是不能不经装裱直接用来展示的，这样只是一个半成品，必须通过装裱才能把书画的全部艺术表现出来、完善起来。俗话说：七分书画，三分装裱。就是说的这个道理。我国第一部装裱专著明《装潢志》中说：“装潢优劣，实名迹存亡系焉。窃谓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现代名家傅抱石先生曾于1957年在人民日报发表《裱画难》一文说：“作为一件艺术品，除了画面的艺术水平决定在画家而外，装裱是最重要的一关。”

传统中国画一般是画在宣纸和丝织品如绫绢等，这些画材都很轻薄，难以直接展示。如不装裱，除褶皱不美外，还可能出现虫蛀霉污，受潮结饼，导致彻底毁坏。

同时，中国画是以水墨为主的，必须使用渗水、晕化效果好的轻薄材料，宣纸和丝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笔墨不断选择的结果。

装裱就是把画家画好字画通过加一或多层纸、绫绢等材料加固、衬托、美化一下过程，所用的材料都是经过防霉、防蛀处理的，这个过程的目的就是要强化艺术品的文化属性和审美效果。中国书画装裱的基本式样有几类：手卷(一般指卷起来可以横向展开的较长的画)、册页(装订成册的小型画稿)、中堂(供古代堂屋悬挂使用的画)、横批(横比高长的画幅)、条屏(上有天竿、下有轴头的竖挂的卷轴画或者装在镜框里的竖的画。一般有二、四、六、八、十二条屏等)、镜心(又称镜片，用于装框小幅作品，是现在人们最普遍的使用方式)、扇面(打开的折扇或圆扇面形的画)、对联(左右两侧对应的竖条字画)等等。

对新作，装裱起到一个平整、衬托、美化的作用，对于旧画则起到修补、重生的作用。纸和绫绢等都是有机材料，很容易受到虫蛀、霉变等的危害，而纸张放置时间长了，也会引起发脆、破裂等。所以，装裱就是为了“提新扶旧”。但事物总是两面的，装裱也是有风险的，清邹一桂《小山画谱》特别提醒道：“装潢非笔墨家事，而俗手每败坏笔墨，不可不慎。”

现当代书画装裱有两位代表性人物，傅抱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裱画难》，推崇当代裱画大师南北“二刘”，“南”是刘定之，“北”就是刘金涛。著名画家选择装裱师实际就是选择自己作品创作的和作者。刘金涛有两件最惊人的事迹。一是1942年为帮助蒋兆和先生装裱九丈长的《流民图》，刘金涛和师傅借用了琉璃厂各家的门前场地，才得以完成。后来《流民图》被日本鬼子破坏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是刘金涛修复重裱的。蒋兆和先生在历经沧桑后，专门为刘金涛画像以感谢纪念。另一件事就是，被徐悲鸿视之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历经战乱和偷盗，这幅传承千年的旷世杰作已经是破败不堪，其中最明显的是女性的脸都成黑色了，刘金涛妙手回春，居然把这张古画重新装裱的焕然一新。进入21世纪，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整理出徐悲鸿上千幅素描，八旬高龄李金涛又重担重任主持装裱。廖静文感慨道：徐先生的画必须让刘金涛裱才放心。

凝聚在中华文化中的装裱文化

中国书画的装裱最早可以从简册算起，简就是用竹、木加工成平面条状用于写字，册则是用绳子把简连缀成卷或者来回叠放成“册”，“册”这个象形字在甲骨文中已出现。一册往往就是一篇文章或书的一个章节。《墨子》说：“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孟。”这显然时后世书籍装帧的做法，但最初的书画装裱原理，恰恰也来自这里。后来有了比竹木更为轻便的丝帛，这种装裱方法就成了今天的手卷卷轴装和册页。这也是我国古代最普遍的装裱方式。

帛作为丝织品在我国至少有3500年以上的历史了。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帛”字就经常出现。现在，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帛画是1934年长沙楚墓中发现的《战国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楚缯书》)，上面有动植物彩绘图和说明文字。1973年湖南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和1972年出土的长沙马黄堆一号汉墓的帛画。这两幅帛画上缘都有竹条，竹条两侧有丝线以便悬挂，已近乎后世中堂形式。这不仅是使用的要求，而且还源自于审美，《荀子?富国》“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

秦汉时期，流行屏风，屏风上的帛画已经有了装裱。帛又称为缣帛，汉代已出现了专供书写用的缣帛，织有图案叫“朱丝拦”、“乌丝拦”。

帛在我国古代大致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4世纪流行了7-800年，直到纸张发明并广泛使用后。纸张开始就是用下等的蚕丝制作的，直到公元105年蔡伦改造了造纸方法。范晔《后汉书卷一百八·宦者列传第六十八》：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随着西域考古新发现，在公元前的西汉时期已经有成熟的麻纤维制造的纸张了。

唐代张怀瓘曾言“晋代装书，真草混杂，褙纸皱起”。稍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其中提及:“自晋代已前,装背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背”。范晔是今天已知的最早的装裱专家。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古老的书画作品是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在敦煌藏经洞中封存的经卷最古老的也是隋唐时代的，其装裱方式多以托背卷轴方式。这些都证明了“装背不佳”使得更为古老的书画难以保存得时间长久。

史载南朝梁武帝把收藏到宫中书画重新整理装裱。这是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大规模皇家书画装裱。到了隋代隋炀帝把皇家收藏画作分为三个等级，用不同的装裱来区分。到了唐代，已在官府中设立装裱匠专职官方装裱。《名画猎精录》“贞观、开元中，内府图书，一例皆用白檀香为身，紫檀香为首，紫罗褫织成带，以为官画之标志。”唐太宗让典仪张彦远教授日本奈良遣唐使装裱技艺。

正是由于装裱的成熟发展，自唐以后，保存下来的书画作品数量就大大增加。

宋代是我国文人画的成熟时期，宋代的皇家画院也是中国历史上艺术水平的高峰。书画装裱的成熟，也促进了书画创作的繁荣。皇家不仅设立了为艺术服务的专门机构“文思院”，还为装裱人员安排官职“提举官”。在皇帝艺术家宋徽宗等的大力提倡下，一些著名的文人艺术家苏轼、米芾、王诜等都自己动手装裱。米芾专门写了《论鉴赏装裱古画》，并在《书史》、《画史》中，提到了当时装裱业繁荣景像。

更重要的是，宋徽宗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要求精严皇家装裱格式，史称“宣和裱”。稍后，还对装裱的操作技术也做了规定，沿用至今的“蝴蝶装册页”和“横批”等创新装裱式样就是那时发明的。根据皇室藏书需要，还发明了“龙鳞装”(又称“旋风装”)的装裱式样。五代吴彩鸾《刊谬补缺切韵》卷，是目前仅见的龙鳞装实物，就是中间一张纸来回折叠，两头分别接上两边木板的装裱方式。

美术作品在南宋时期，书画分为代表皇家画院的院体画和代表文人士大夫的文人画，书画装裱也相应有了“宫廷装”与“民间装”，两者的装裱样式、尺寸与用料均不同。元代后期专设了宫廷机构管理装裱书画。南宋皇室南迁，使得南方苏、杭一代装裱兴起，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装裱专著明周嘉胄《装潢志》记载：“装潢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从》称：“吴装最善，他处无及”。这就是以精工细作为特色的“苏裱”。装裱无疑已经成为文化艺术传播的社会渠道了。在手卷、册页等装裱形式上，汉初是已经萌芽的挂轴画定型普及，明万历年间出现了多景“屏条”、“对联”等新的装裱样式。

到了清代康乾年间，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北京琉璃厂古玩、字画街区，出现了古朴庄重的“京裱”。苏裱、京裱成为中国书画装裱南北两个主要流派。

民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新中国国成立以后，皇家书画大量流向民间，装裱的现代科技手段日渐丰富，普通群众对书画装裱的需求日益高涨，装裱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中华文化发展而来的书画装裱，已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资文化遗产名录》，并成为有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名片。

装裱与当代百姓生活

中国画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族画种，一直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在中国最高学术组织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里，有超过一半多是中国画家，就发展而言，在诸多画种里面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中国画的成就也是最高的。同时，中国画在中国也是最有群众基础的，各个城市的群艺馆、老年大学等都有从学前班的娃娃到白发老人中国画教学培训。在广大农村也如此，中国美协与浙江浦江县级市举办中国画节，一个开幕式就有10多万人出席，和一些中心城市大型美术活动几千人出席形成鲜明对比。西部某县的农民有着爱国画的传统，往往进城卖了农副产品，就把钱买了国画回家了。

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民族艺术传统，书画装裱在当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为了使中国画传统更深入人心，中国美协和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省文联等合作，创立了中国美协杭州中国画双年展，近三届都是以中国画的装裱形式为主题来强调其中国文化的传承意义，分别是“长卷视界”，这其中包括小的手卷到大的鸿篇巨制式的长卷，强调的是中国画讲究饱游魇卧、身临其中的创作和阅读方式;“辑页掇英”是册页包括“推篷式”、“蝴蝶式”;“经折式”，强调其作为书画小品，具有创作日课的便捷。“正大气象”即是指中堂，强调中国画的中堂这一特殊形制往往是彰显家族的理想和堂正之气。双年展的艺术总监、中国美院院长许江强调之所以用中国画装裱形式来作为办展的主题，就是为了“向传统接续生活，让传统活在今天”。中国美协杭州中国画双年展

不同于一般的新人展，是当代中国画成名画家的精英展，致力于为广大观众推举精品力作为。该展览强调对中国画传统人文精神的理解和传承，这也正是中国画装裱方式的人文内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