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幻作家，郝景芳的现实生活一点也不科幻，反而琐碎又实际。她的本职工作是在国务院下属的研究机构做调研和分析，此外还在进行着一项儿童通识教育项目的尝试，科幻写作是在这些工作和家务、日常生活之外见缝插针进行的。她用科幻切入现实，也见证着现实中的魔幻

郝景芳。摄影/记者董洁旭

朝九晚五，穿梭在北京早晚高峰的地铁站，打卡上班。这是作家、雨果奖得主郝景芳的生活日常。

她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做政策研究。2017年8月份，由她牵头的新课题“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启动，过去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从专家研讨会、课题框架构建、寻找合作企业、确定调研城市，到之后的企业实地调研，郝景芳全程参与。2018年1月初，她刚刚完成了浙江当地的实地调研，也是在调研期间完成了三场新书《人之彼岸》的签售活动。北京之外的新书签售活动，她通常会选择在出差间隙顺便完成。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当天，郝景芳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她手里提着一个大袋子，里面装着一叠财税报告。财税研究也是她参与的一个长期课题，已经持续3年。袋子里还装着两本她近期在读的书：《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和《赋税与国运兴衰》。这些书跟她在做的课题有些许关联，不过主要是源于个人兴趣的额外阅读。

工作之外，白天的大部分零碎时间，郝景芳用来完成童行计划的相关工作，这个计划是郝景芳于2016年底发起并创立的儿童通识教育项目。周末则用来陪伴女儿，这是她在意的事。

过去这一年，本职工作和童行计划几乎占据了郝景芳全部时间。写作，只能见缝插针。凌晨4点要起得来，她就4点起，实在起不来就5点，如果哪天6点起床，对她而言就是少有的晚起了。起床后到7点女儿睡醒之前，这一两个小时是她每天唯一可以留给写作的整块时间，除此之外，她能用来写作的只有白天的碎片时间。人来人往的高铁站候车厅里，郝景芳通常会打开笔记本，开始写作，旁边吃着泡面的大人和嬉闹的孩子，都不会干扰她的写作。

这个科幻作家的生活，看起来，一点也不科幻。

“我不认为它是一篇科幻小说”

2016年8月，在第74届世界科幻大会上，郝景芳的短篇小说《北京折叠》斩获2016年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雨果奖”被称为“科幻界的诺贝尔奖”，而郝景芳则是继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获奖之后，再一次获得雨果奖的中国作家。

“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而已。”一年半之后，郝景芳用极其平静的语气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那桩奖项。

2016年8月之前，郝景芳一直过着悠然的慢生活。下班后，她会戴上耳机，在公园里散步，耳机里是某一本书的朗读;有时候她会坐在湖边的长椅上发会儿呆，享受片刻宁静的独处。获得雨果奖之后，她的生活全部安排满了。“如果没有雨果奖，‘童行’的事情可能就一直放心里了，我每天还是弹弹琴，散散步，一直这样。获奖之后，童行计划可以落实了，那么我就要放弃一些自己的闲情逸致。”郝景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本职工作一直是她生活的主线，这一点，没有因为雨果奖而发生改变。

近几年，她找到了稳定的创作方式。通常会先构思好故事框架，再动笔，“我需要知道结尾，才可以写开头。”写作对于郝景芳而言，是理想的生活场景，是她的精神主线。“但你不能24小时都在写作里，该做家务就做家务，该照顾孩子就照顾孩子，把应尽的义务都尽了之后，才能追求理想嘛。”郝景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把写作变成全职，靠写作维持生计，是她接受不了的事情。“不能给写作任何压力，今天你能写出来就写，写不出来也不会影响我的生活。”在她看来，这是比较现实的通往理想的路径。她不希望在写作上有任何妥协，希望保有纯粹的自由。

郝景芳所供职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日常工作独立运行。郝景芳的日常工作包括：课题研究、会议筹备组织、调研和交流以及参与公益项目等。这份工作当中，有很多琐碎的事情，有时候她也为此头疼。而这份工作对她最大的吸引力在于：构建了她写作的背景和框架。“能触摸第一空间、却为第三空间摇旗呐喊的小小的团体。虽小，却坚持。”郝景芳曾这样描述。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北京折叠》当中对第一空间工作场景的描述就是她工作场景的直接录入。

在《北京折叠》中，郝景芳构建了这样一个故事：生活在第三空间的垃圾工老刀为了给自己捡来的孩子凑幼儿园学费，替第二空间的研究生秦天送一封“表白信”给第一空间的女孩依言。通过三个空间的设定，折射出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北京折叠》的写作动力源于郝景芳作为旁观者目睹到的一些社会现实。郝景芳曾居住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楼下就是嘈杂的小巷子、苍蝇小馆子和大市场。有时候她在楼下吃东西时会和店主聊天，听他们说着远方其他省份的家人与孩子，听他们讲述在北京看不起病的困扰。

而当时空切换到她工作的场景后，她仿佛又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每年3月份，“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参会者包括总理、副总理以及全球500强企业的总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作为会议的承办者，郝景芳有机会和马云、扎克伯格以及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对时代和社会产生影响的人们短暂共处。

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两种没有交集却共存的现实空间，构成了《北京折叠》的故事框架。那些画面和感慨在郝景芳心里堆积，越来越满，她需要一个载体将他们保存起来。不过她也坦言，写作时，她并未期待能引起如此广泛的社会共鸣。

“实际上，我不认为它是一篇科幻小说，我写的也根本不是一个不存在的未来。”郝景芳曾这样解释。这是她计划中的长篇的第一章，只是看一下世界，并没有涉及改变世界。她说自己仍然在等某种准备好的情绪，带她投入到那个长篇写作的氛围中。

“我是不是没有写作上的天赋”

马尔克斯是郝景芳喜欢的作家，她读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以外的那些作品，“你要说现实吧，有很多出于幻想的东西，你要说是纯幻想小说吧，它又写了很多现实的东西。”郝景芳所描述的这种介于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的有些模糊的文学形式也是她自己的作品风格。

“关心现实空间，却表达虚拟空间。以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讲述与现实息息相关的事情，不关心虚拟世界中的强弱胜败，以某种不同于现实的形式探索现实的某种可能。”郝景芳曾在短篇小说集《去远方》的前言中对此做了解释。在她看来，虚拟现实可以让现实以更纯净的方式凸显出来。

郝景芳倒不觉得这是一个小众的写作模式，不过她也承认，作品难以归类导致难以发表，难以发表意味着读者难寻。获得雨果奖之前，一年仅有零星的几个陌生读者通过微博或者豆瓣等平台表达对她作品的认可。“是不是自己没有写作上的天赋?” 从2006年开始写作到2014年，近十年的时间里，自我怀疑和挫败感一直是郝景芳写作生涯中挥之不去的感受。

《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之前，曾在《科幻世界》压了8个月之后被拒稿。后来郝景芳找到一些对类型要求相对模糊，可能会接受她作品风格的杂志，作品才慢慢得以发表，挫败感才一点点消散，自信也开始一点点建立。“我只写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其实到最后，总会有一两个人是有共鸣的。我就是为这一两个人写的。”郝景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解释。

她在小说中关注现实世界的不平等，回到本职工作，她试图缩小现实世界里的不平等。

发现社会问题，针对问题提交政策建议，是郝景芳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2017年年初，郝景芳曾参与了一个关于教育医疗改革的课题，提交给政府部门，在那份报道里，她向同事明确提出，建议增加大城市公共医疗教育服务的供给，按照流动人口匹配相应数量的公立医院和学校。报告提交了，郝景芳心里其实并没抱有什么期待，她明白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落实的提案。“有很多事情是，即使你觉得没有结果，但也得去做的。”郝景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工作中，郝景芳时常被强烈的无力感裹挟。

2015年10月21日，郝景芳应邀为《北京折叠》匆忙写了一篇写作感言，与此同时，她正在计算来年的财政收入预测，这是给全国人大的项目报告，她在单位加班，忙得没有时间喝水。窗外天色已晚，一股强烈的感伤突然袭来，“无论我怎么书写这个世界的荒诞，我还是在这个世界中貌似严肃地活着，并为此忙碌。”她用文字记录下了那一刻的强烈感受。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不平等，而且如此难以消除?”这是长期困扰郝景芳的问题。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的时候，郝景芳曾盯着美国的收入分配曲线，她好奇的是：这样一条曲线来源于什么，它是不是意味着某种普适性，某种自然得令人绝望的普适性。郝景芳在北京参加高考，200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清华大学，她完成了本硕博连读。高二的时候，郝景芳和同学们曾在一起探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高考的特权是如何产生的?”

未来，她计划写一本《不平等的历史》，写人类数千年来是如何面对不平等，与之作战并败下阵来的历史。

而对不平等问题的关注，与其将这解释为她发自内心的人文关怀，郝景芳更愿意用理性的视角去看待。“想让他们在城市里工作，就必须给到他们必须的社会福利，这是一个公平性的问题。”

对郝景芳而言，小说是她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想法之一，是最鲜明的，但不是最主要的。她最想做的是相关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话，我更在意它的严谨性，这个数据哪里来的?这个数据能说明什么?观点和例证是否完全匹配?这些是很必要的。”她也清楚，逻辑严谨的学术研究通常只能拥有小范围的读者群。而大部分读者是通过阅读小说来认识并理解这个世界的。

“帮一个算一个，

试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变。”

郝景芳的小说作品几乎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母题展开：人的意识是从何而来的?

“人一生的写作只有一个母题，许多花样都只是母题的变幻形式。因为母题太难讲，无论用什么样的言说方式总感觉不能把握真正的核心，于是不断围绕它写啊写啊写，就像围绕黑洞一直旋转，始终看不到它。只因为多年前遇到让自己灵魂激动的观念，因而一辈子就确定了。”郝景芳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状态。而她提到的“灵魂激动”的观念，源于阅读。

高三那年，郝景芳读到了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的著作，偶然的相遇，影响了郝景芳之后的人生走向。受到薛定谔的影响，她选择了物理专业，确定了自己日后写作的母题，明确了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且找到了后来人生中的兴趣所在。薛定谔对人脑思维运作的描述，激发了郝景芳对人的意识的兴趣。

人工智能是郝景芳写作母题的分支。“因为对人有兴趣，所以对AI有兴趣。通过对AI的理解，更好地理解人类。我们很多时候都需要有对照，才能理解我们自己。”2017年底，郝景芳的新书《人之彼岸》推出，在新书的前言中，她这样写道。

全书6篇小说，两篇科普讨论，都围绕人工智能的话题展开。其中，在《永生医院》中，郝景芳探讨人的身体和身份的关系;在《爱的问题》中，她讨论的话题是：用外界的指标衡量，能否理解一个人的内在情感;在《人之岛》中，她追问自己有关完美与自由之间的冲突。郝景芳坦言，每个故事都是她自我的疑问。“这一次的表现方式是把人的意识和机器意识做了比较，以后可能会有其他的表现方式。”郝景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郝景芳而言，阅读对她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超过了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人。至于未来的人生选择，她说百分之七八十还是会受到阅读影响，百分之二三十源于自己对自己的性格感知。而他人的影响不足百分之十，这包括她的父母、丈夫、孩子和好友。

进入清华大学读书之前，郝景芳一直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到了大学后，周遭的人和事，他人的观点，开始对她产生影响。她以往所坚持的一些观点开始摇摆，不过这种摇摆只停留在思想上，并未影响到她最终的行为选择。 “我是不是选错了?我是不是应该像他们那样?”选择之后依然是自我怀疑。那个时候，她对自我的评价也不稳定，忽而信心满满，忽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这种自我斗争的状态持续多年，2014年，30岁那年，她最终和自己和解。“真实的自己和他人心中的自己，其实是不同的。我真的就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别人说什么我真的听不进去，也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过去这一年里，工作之余，郝景芳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事情就是她发起的儿童通识教育项目“童行计划”。

得知郝景芳要做童行计划时，几乎周围所有人都觉得这件事不靠谱，等着她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停下来。“可是我自己真的觉得这个事挺靠谱的。”

大三的时候，郝景芳曾去甘肃武威黄羊川支教，在那里待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些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我再也没有联系的孩子们，他们怎么样了呢?我们昙花一现的支教献爱心能有什么用?贫困地方的孩子要怎样才能改变?”回到北京后，郝景芳开始了思考。那个时候，她没有看到改变的可能性，能做的就是给那些孩子言语上的鼓励。

获得雨果奖之后，郝景芳得到了一笔来自企业的资助，童行计划才得以落实。她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帖，寻找合作者，后台有170个人报名，18个人进入面试环节，后来留下的8个人组建了最初的核心团队。

这个一开始被命名为“童行书院”的计划，希望做一个社会企业，在风景优美的贫困地区设立书院驻点，通过旅游项目获得收入，用全部收入支持在当地开展教育和心理公益项目。在随后的探索过程中，童行书院的项目得以扩展，变成了一个教育探索计划“童行计划”。

做童行计划这一年来，郝景芳也在思考，什么是好的公益。“好的公益必须给人赋能，不能只是送钱和物资。山村的孩子，给他们再多的铅笔盒，如果成绩提高不了，未来他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如果一个人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没有得到提高，不是长久之计。”郝景芳说。在她看来，捐钱捐物本身意味着不平等，意味着从优越者向馈乏者的倾斜，会时刻提醒馈乏者的可怜。多数时候，关爱也隐含着不平等，意味着从幸福者向不幸者的倾斜，会时刻提醒不幸者的不幸。郝景芳对童行计划的期待是：没有施舍与被施舍，只有思想相互交流，互相尊重。“帮一个算一个，试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变。”她说。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