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颂》卷，纸本，本幅纵21.2厘米，横29.1厘米，章草书，无款。引首有篆书“晋墨”二字和花押“伍”以及乾隆御题一段，后隔水亦为乾隆御题，后纸接米友仁跋。本幅有唐太平公主梵文印“三藐母驮”、唐邵王李约“约”、“邵约之印”、唐中书侍郎王涯“永存珍秘”、宋高宗“绍”“兴”、宋内府“内府秘书之印”等鉴藏印22方。

根据著录和鉴藏印，以及米友仁 “右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审定”跋，经故宫博物院专家组鉴定，断此卷为隋人书，故宫官网对此卷的流传作了如下描述：“唐代经太平公主、李约、王涯先后鉴藏;南宋绍兴年间入内府;明归王世懋;清初由安岐收藏，后入乾隆内府;“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初九日，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携出宫外，1945年后散落匿于民间不彰60余年”。

此次故宫出巨资收购《出师颂》，受到文博界、书画界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

面对如此重要的作品，首先关注的是书写作者的考定。由于本幅无款，给作者的认定留下了一个谜团。嘉德拍卖公司因是卷引首有“宋高宗”所书“晋墨”二字以及乾隆御题，认为本幅应是西晋索靖的真迹。但多数学者认为，所谓宋高宗所书引首以及钤印，其用纸及引首格式均非宋代所有，应是明代伪造，认定本幅为西晋索靖所作，并无依据。

客观地讲，从现存资料来看，目前要想清晰定论作者是谁几无可能。从作品的书体而言，本幅为章草书并无疑义。但是，章草从它萌芽到成熟，再到衰微，再到复兴，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它几乎和大半部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关联在一起。因此，对比章草发展的各个阶段特点，来考虑《出师颂》风格究竟属于哪一阶段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根据现有出土文献可知，早在战国时期，除了那些铸刻在钟鼎盘彝上的金文以外，传世的书写墨迹多以简牍见载，比如四川的《青川木牍》等等，从中已经可以看出大篆书写开始“隶变”，即逐步抛弃一部分大篆的繁复结构，用笔也趋向自由。经过秦汉两代到东汉后期，在隶书成熟之前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可以在秦汉简牍中看到类似于章草的书体结构和笔法样式，至东汉末年，“隶变”结束，章草书与隶书(今隶)在差不多的时间内成熟完备。成熟的隶书样式从大量汉末石刻遗存中可见，而章草的样式传世较早的应是三国时期皇象的《急就章》，尽管这个《急就章》为宋人刻本，但联系后面的其他章草刻本和墨迹，如西晋时期索靖《月仪帖》、卫瓘《顿州帖》、陆机《平复帖》等，可以初步看出章草的发展轨迹，故皇象《急就章》作为早期相对成熟的章草，其基本结构和笔法大致可信。将上述诸帖作为范本，仔细分析本幅《出师颂》风格，从书写表达的特点以及与章草演变递进关系的比较来看，《出师颂》风格的时间段显然不在汉末到西晋之间。

东晋以后章草书已经沉寂，而隋代以后，尤其是唐楷的成熟和流行，使得当时的各种书体或多或少地带上楷书笔法的烙印，然而，《出师颂》章草却非常纯净，没有楷法的痕迹，由此可见它最晚也应该是初唐楷书成熟之前的作品。由于东晋及后来的南朝以王羲之一类新体书写为盛，在诸多传本墨迹中未见章草类书风，故考虑《出师颂》书写时间的最大可能是隋朝到初唐之间。

观《出师颂》墨迹，大致可以印证这个判断，其结体宽绰，笔法浑厚，起笔虽有短小的露锋，但总体还是内敛温和，有篆籀遗风。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其笔画转折未见楷书迹象，圆转的起承，表明作者没有受到唐代书风的影响。

因此，北宋大书家米芾儿子米友仁的跋语定此本为“隋贤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可谓本幅断代的可靠结论。

另外一个谜团，即《出师颂》是否可能为后人临仿之作?从故宫官方的清晰图像看，可以排除为双钩填墨摹本的可能，至于是否为后代高手临写，一般而言，要彻底隐藏后代人自己的本性，完全逼真的还原古人而不露后来的时代痕迹，可能性十分渺小。本卷的笔法、气息与唐代及以后的墨迹不同，且唐代印鉴说明至少在太平公主时期本卷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

对我们而言，观赏《出师颂》这件章草名作，作者是谁、断代以后的确切时间认定已不是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它续接了从战国开始章草萌芽，到汉末成熟，再经三国西晋，将章草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原始链节点锁定在隋代，作为原生态章草的最后绝唱，有重大的书法史意义。至于元明清章草的再度复兴，则是另外一个话题。

有趣的是，此次《出师颂》现身之前的1997年，原属本卷的元代张达善题跋被孤立拍卖，因不被人知而未受关注，流拍后被私人藏家收藏。2013年9月经嘉德从中撮合并购买该跋一半权益后，与藏家红树白云楼主共同向故宫捐赠，使该跋与本卷再次聚合。

(本文撰稿金晓明)